信息结构与公司治理

文化、信息结构与公司治理黄凯南1摘要：在布瓦索（2000）信息空间的启发，本文尝试探讨文化对信息建构和信息分享（扩散）的影响，希望能够在“意义”（文化）与“有形对象的研究”（信息）之间的研究架起桥梁，阐述不同信息结构的信息特征对公司治理的规约。本文认为，不同文化模式会因其不同程度的信息“编码、抽象和扩散”产生不同信息结构和信息不对称性，这些会影响公司治理模式。在此框架下，我们还进一步阐述中国公司治理的文化因素。关键词：文化信息结构公司治理显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文化对于经济绩效的显著影响。但是，在大量分析中，却很少能将文化这一维度正式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中，更多的是把文化视为剔除众多影响经济绩效要素后的“余量”来解释。当然，如果从传统意义上将文化看作一种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表达，经济学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对这种具有“主体间性”的文化结构进行分析；但是，如果将文化看作一种历史发展的模式化的认知和秩序，是一套如克拉克洪2所定义的禁止或调节某种行为的认知变量，经济学也许能够建立对文化的分析框架。其实，正如下文将会谈到，从认知模式角度阐述文化与个体行为关系是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家试图将文化引入制度分析的重要研究领域。沿着这条分析理路，在布瓦索（2000）信息空间的启发，本文尝试探讨文化对信息建构和信息分享（扩散）的影响，希望能够在“意义”（文化）与“有形对象的研究”（信息）之间的研究架起桥梁，阐述不同信息结构的信息特征对公司治理的制约。本文认为，不同文化模式会因其不同程度的信息“编码、抽象和扩散”产生不同信息结构和信息不对称性，这些会影响公司治理模式。在此框架下，我们还进一步阐述中国公司治理的文化因素。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框架。在这一部分，基于相关假设，我们建立了文化与信息结构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信息结构特征；第三部分论述了文化差异与公司治理；第四部分探讨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因素；最后是文章结束语。一、文献回顾近年来，鉴于文化对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经济学家一直寻求合适的工具将文化纳入经济学的分析领域。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较为成功地将制度纳1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2克拉克洪从认知的角度讲文化定义为“通过象征传播的一种模式，是制约进一步行动的行动产物”（见布瓦索，2000p421）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中，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也尝试将文化放在“制度”的范畴下进行研究。North（1990）将制度定义为“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约和实施这些制约的特性所组成”，并认为“惯例、习俗、传统和文化被我们用来代表非正式规则或制约”。可见，North的制度概念包含文化。当然，正如韦森（2002）指出的，广义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在社会过程中基本是同构。但是，这样将制度外延扩大并不能解决主流经济学对文化分析的工具缺失，新古典语境根本无法诠释这种具有某种“理性不及”的文化行为。这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学总是将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为“复杂的文化因素”，文化成了承载各种复杂信息的“黑箱”。于是，如何打开这个“文化黑箱”便成了当代经济学前沿的重要命题，也是经济学试图拓展其解释外延的重要进展。当然，文化的确蕴含着十分复杂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或许仅能对其进行局部的解构，不能期望完全窥探“黑箱”中所有变量。North（1983）在早期的工作中，仅仅借助库恩“范式转变”来描述“意识形态”的变化，并未涉及“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及其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North（1993）尝试运用认知心理学中的“共享心智模型”（sharedmentalmodel）来描述“意识形态”。North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共享心智模型”，它由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所拥有，提供个体对于环境的解释、描述和预测的认知机制3。在North看来，心智模型是由个体认知系统创造的对环境进行解释的内在“再现”（Representations）机制；制度是由人们创造的对环境进行建构或建立秩序的外在机制。North进一步强调上述的“心智模型”和“制度”都构成了人类在社会互动中对于环境建构不可或缺的生成机制（North，2001）。North进一步阐述，上述两种机制的演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将是新制度经济学今后工作的重点领域，也是打开“文化黑箱”将“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纳入制度分析的重要途径。针对主观心理等文化因素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青木昌彦（2003）引入了主观博弈模型，将制度视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是主观弈均衡的概要表征（Summaryrepresentation）。可见，青木昌彦的制度概念也包含了许多文化因素。该主观博弈模型十分强调参与人文化认知模式对于环境3原文是“ideologiesarethesharedframeworkofmentalmodelsthatgroupsofindividualspossessthatprovidebothaninterpretationoftheenvironmentandaprescriptionastohowthatenvironmentshouldbestructured.”预期的作用4。沿着这个思路，基于个体认知（学习）的博弈学习理论便成为经济学的研究重点（Fudenberg，2002）。传统的博弈理论往往无法解释“共同知识”的发生以及多重均衡的选择问题。博弈学习理论的研究重点便是解释参与者自演化生成的“共同知识”问题，以尽量减少博弈的外生信息假设。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当前，较为常见的学习模型有复制者动态模型、模仿学习模型、强化学习模型以及最佳响应模型（H.培顿.扬，2004）。当然，决定参与者学习行为的因素极其复杂，上述四类简化模型绝对没有穷尽现实所有情况，而且距离现实的学习行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例如，Brenner（1998）认为演化博弈中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实际上是以个体的“无主体性”为代价的，这显然不能正确描述人类的学习过程。但是，从这些简单的模型中，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许多丰富的信息互动过程，这无疑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文化与个体行为”关系的深刻洞见。可见，如果将文化看成认知图式，经济学便能够将其运用到个体行为分析中。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与主流信息经济学的区别，即不仅研究信息对交易的支撑作用，还必须研究信息本身的产生与交易。后者恰恰是受到文化规制的，也是我们局部窥探文化“黑箱”的合适工具。二、理论框架当然，文化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文化影响信息建构和信息分享”这个视角来探讨“文化对公司治理模式的规约”，至于文化对其他诸如法律、政治等的影响暂不考虑，尽管这些因素往往对公司治理有较大的影响。正如哈耶克意识到，文化或知识传统对个体行为规则以及社会行动秩序的影响既深远又复杂（哈耶克，1967）。本文当然无法对这些复杂因素进行系统的解释，这也远远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但是，无论是“共享心智模型”、“共有信念”，还是“共同知识”，都涉及到群体成员对某种经验或知识传统的共享。这必然要求社会群体建立这样一个信息表达机制，即它能够对群体内一系列受其重视的“意义”或“偏好”进行选择、建构与传送。下文准备通过较为简化地分析这种信息建构和分享机制，来建立文化与信息结构的关系，然后比较不同信息结构的4青木昌彦认为该主观模型强调“参与者以相同的方式感知和行动的参与人之间的这种模型的互动关系”（青木昌彦，2003）特征及其不对称性程度，在此基础上解释文化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这样一来，本文在处理“文化与公司治理”关系上，便不再仅仅是将文化视为“余量”或“黑箱”；而是能够局部地打开文化“黑箱”，增进我们对于两者关系的知识积累。（一）基本假设布索瓦（2000）在论述信息建构时运用“编码与抽象”来描述数据处理过程。其中，编码是从所有“以不同程度效率进行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行动，将我们的感觉数据进行分类；抽象则是将表面上不同的类别联系起来，形成概念。布索瓦将这两个过程称为二维的“认知空间”，加上信息“扩散”便是三维“信息空间”。从布索瓦对“编码”、“抽象”与“扩散”的解释可以看出，该“信息空间”涵盖了信息的“意义”和信息“内容”，也体现了信息建构（编码和抽象过程）与信息分享（扩散过程）。在布瓦索“信息空间”的启发下，本文选取上述三个过程来描述文化的信息特征。我们认为，如果仅认模式知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将“编码”、“抽象”和“扩散”视为文化系统的状态变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和区分不同文化类型。当然这些“类型”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对复杂的现实生活进行裁剪，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构造。但是，相对于本文研究目的，这种简化能够描述文化的主要信息特征。因此，我们用向量W=（C，A，D）来描述文化的信息特征。C、A、D分别表示“编码”、“抽象”和“扩散”。依照C、A、D的不同程度，例如，高程度(h)和低程度(l)，可以将文化分为多种类型。例如，W1=（Ch，Ah，Dh）、W2=（Cl，Al，Dl）分别表示“高度编码、高度抽象和高度扩散”文化和“低编码、低抽象和低扩散”文化。上述两种文化类型分别对应于Hall（1976）的“低环境文化”和“高环境文化”。前者具有高度编码和抽象的程序化信息，强调信息的规范化、标准化和非人格化。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损耗较少，对其信息意义的理解也往往较少依赖于具体场景，具有便于扩散和交流的特征。由于信息是未编码和缺乏抽象，“高环境文化”中对于信息意义的理解必须置于特定的场景中，对信息交流主体有较高的“文化背景”要求。因此，该文化与外界交流较为模糊、信息扩散性程度很低，往往强调通过血缘、亲缘、情缘和地缘或各种人际关系来规范行为。许多科学研究都是在严格界定前提假设下展开的，否则会因其逻辑性的弱化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假设：（1）如上所述，用W=（C，A，D）来描述文化的信息特征，其中C、A和D的值越大表明其相应的程度越高；此外，还假设：（2）一般情况下，D是C和A的增函数，即，一种文化如果编码或抽象程度越高，扩散程度也越高，反之亦然。显然，这个假设符合信息传播学原理。但是，这里也不排除人为有意识地抑制信息扩散的情况，在此情况下，“C、A”与“D”相关程度很低；（3）C和A越低，W的稳定性越强。由于未编码和抽象程度较低，该文化体系中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边界往往较为模糊，这导致了该文化的知识往往是非命题的，具有不可辩驳性，并且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例如，在老子《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有关“道”的论述往往让人感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由于具有不可辩驳性，该文化的知识遭遇到的“不确定性”或“意外”较低。从知识发生学角度上看，新知识往往产生于“意外”或“期望落空”，这种较少遭遇“不确定性”的文化知识显然很少会出现“解释落空”的范式危机。这使得该文化具有出较强的稳定性。（4）当技术（T）进步时，往往会降低“编码”和“抽象”成本，提高“扩散”效率，文化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向更高“编码、抽象和扩散”位置移动。（二）文化与信息结构上述将文化转换为一个描述信息的三维向量，使得我们能够建立文化与信息的联系。在谈及文化对经济绩效影响时，便可以借助这个向量来考察。下文引入文化因素，描述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信息结构。假定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有n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i具有经济特征Ei和文化特征W。其中，Ei是一个包含参与者i消费空间、生产可能性集合、初始资源和效用函数的向量，E={E1,E2,E3…En}表示经济环境，W表示文化背景。参与者i的信息处理（响应）过程可以通过简单的一阶离散差分方程来描述：Zi(t)=F(Z(t-1),E,W,T)…………………………………………………①其中，F是信息响应函数；Zi(t)是参与者在t时刻所发出的信息；Z(t-1)={Z1(t-1),Z2(t-1),Z3(t-1)…Zn(t-1)}是n个参与者在t-1时刻的信息集合，E，W和T分别表示经济环境、文化背景和技术条件。方程①的含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