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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及其影响和启示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不但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也给今天的我们很大的启示。本文试就以上两个方面谈谈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自党的成立至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以前，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又因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的十四年中，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参加。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起过推动、帮助的作用，有些指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深入的了解，因而有些指示是不正确的；而在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期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而它给中国革命斗争带来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遵义会议不仅没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干预，而且对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和以往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是不相同的。从会议内容本身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历史特点。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会议在批判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领导中国红军战争，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在整个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在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等同志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红军战争的特点，实事求是地有理论、有分析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这种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这种敢于向教条主义、向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增选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不久，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从此，毛泽东同志便成为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是我们党的英明选择，是党在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遵义会议不但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也给今天的我们很大的启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当时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有：第一，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战争环境下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伍修权曾回忆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第二，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多方指导，有有益的帮助，也有不切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第三，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极度削弱，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可以说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由于这一转折，“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遵义会议不但对中国革命的进程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有益的启示：第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其直接恶果是几乎断送中国革命。而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集中力量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党从此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是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要求我们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因此，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想结合的根本方向，完整地、准确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第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是在党与红军处于危急关头，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没有了“洋拐杖”，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使中国革命出现了转机。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也不论是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还是遇到较大的困难，我们都应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建设我们的国家。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第三，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团结，正确的开展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斗争，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并没有单纯地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没有给他们什么严重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帮助和等待他们从思想上真正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经验教训。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遵义会议在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的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党内斗争，正确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为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作出了一个榜样。今天为了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我们必须开展思想斗争，坚持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而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正是始于遵义会议而在延安整风中找到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正确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效方法。不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党的一切目的都达不到”。“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一定要严格遵守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的原则：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允许本人申辩；必须讲真理，不讲面子；必须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尖锐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共同进步的目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不应该忘记遵义会议,我们要牢记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和有益的启示,永远让其鞭策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