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之现状

浅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之现状【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虽然整体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城乡贫富差距却在逐渐扩大。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状况怎样，如何看待，以及如何有效地抑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因此，分析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具体表现及主要原因，提出缩小这一差距的相应对策，对于我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完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关键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财富分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到上个世纪末已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众所周知，贫富差距问题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经济收入，贫富差距问题也是当前我国社会重大的经济和社会热点问题，为人们普遍所关注，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状况怎样，如何看待，以及如何有效地抑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一、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现状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三十余年，社会经济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经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主要是从比基尼系数，城乡分化以及行业差距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以下通过这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一）、比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则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还通常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我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研究表明，表征这一分化程度之一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4577。到1995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这一数值比1983年的基尼系数的估计值足足高出16个百分点，比1988年的估计值高出7个百分点。全国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还在不断上升。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二）、城乡分化我国的工业布局及社区建设，自1949年以来，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格局中，是以牺牲农业及农村发展为积累，使得持续发展的社区资源集中于城市，并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及较尖锐的城乡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即使在城市社区，在资源配置上，也处于功能单一及权力分配的分割状态，从而使得城市发展亦出现了不平等的格局：一是资源优势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且为边界封闭、简单消费的城市社区功能形态；二是其他中、小城市仅是服务于这几个大城市的单一功能单位，被中央计划指令性地要求向这几个大城市低价、甚至无偿地或提供某些稀缺资源，或者供应某些特色商品，或者输送大城市发展急需的掌握一技之长者，而他们自身的城市化发展则被置于准计划甚至计划外的分配及发展状态下，且受制于中央计划中所谓的一个个“五年计划”。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已经居世界之首了。（三）、行业差距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现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市86个大类行业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相差近6.6倍，二者间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的最富有户的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一以上，而百分之二十的低收入户只占百分之四左右。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已经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二、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原因（一）、政策上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中国是如何陷入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中的，为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辩护的人总是说，这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实单纯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今天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三十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1、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做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2、国有企业职工的不公平待遇最近几年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这主要因为国家在政策方面对国有企业的职工待遇不公，切断了国企长期发展的后路。国有企业剥离了几千万员工。对国有企业员工的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同时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仅仅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来有可能得不到任何养老金。另外，从国企的长远发展而言，自从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业实行大量的财政性投资。国有企业能够得到的主要“优惠”和“资源”，其实是银行的贷款。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给全体国有企业的一个税收优惠，而只知道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以一切可能的名目、甚至以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方式来增加对国有企业的税收。在实际收税过程中，由于片面使用行政手段维护“税收纪律”，造成了对非国有部门没有足够的税收纪律约束，以致非国有部门逃税严重。这两方面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使国有部门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国有企业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极大地高于它在整个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二）、盲目追求外向型经济的后果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指导思想，一直是片面地追求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此而形成的一系列政策都在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主要表现在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和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三个方面。首先，近年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与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分不开的。而经济的“外向化”程度越高，从事这种违规致富行为的人就越大胆越方便，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其次，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最后，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也是当今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按照这种政策，为加工后出口的产品生产所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甚至还可以享受其它的政策优惠。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三、改变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对策在社会贫富分化亟待解决的情况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已近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以下简要论述如何改变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对策。（一）、健全财税制度目前我国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这充分说明我国财税制度的不合理，这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功能，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税收制度，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征收遗产税、赠与税和奢侈消费税等。此外，还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此外，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也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也很严重；另外，在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但是，当今的中国社会，也确实有个别人富裕的并不是那么阳光。特别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时，出现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有人提出了不追究这批人的“原罪”的观点。其实，关键是看有没有罪，如果有罪，为何不追究，不追究那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同时也是对全体人民的犯罪。（二）、完善社会保障我国现今，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较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和他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无关系的。与之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石。它不但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能否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还关系到亿万个家庭以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够覆盖全国所有人口（包括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三）、加强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导致一些人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现实生活中以权谋私、官商勾结、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对此，我们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并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进而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此外，我们还要建立相关法律，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办教育、办慈善事业或修路等。同时，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