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的教学管理特色及其现代意义

潍坊学院毕业设计（论文）3古代书院的教学管理特色及其现代意义引言书院是中国古代特色的教学组织形式，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中国书院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是中国流传千年的教育研究结构，是我国封建教育的重要辅助和有益补充。面对新时代的文化要求，重新审视书院，目的是把书院教育中的闪光点攫取下来,使其能够结合现代教育的现状，在当今的教育实践中积极的运用，以此推动现代教育的不断前进。新课改的前提下，国家和社会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校在积极的倡导新教育观念的同时，在教学实践中还存在的一些弊端。因此，作者认为，探寻书院教学中处处体现出的多层次、多方式的教学和管理特色对现代教学方式和管理方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尽早实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开放性的学术交流都有很大益处。这也是论文选题的背景所在。一、古代书院的产生和发展概况（一）古代书院的产生书院是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的图书，聚徒讲学，重视读书自学，师生共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1]广收图书、聚徒讲学为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刚开始时，书院只是一种藏书楼或者学者们聚集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教学机构。”[2]袁枚的《随园随笔》记载，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主要职责是为朝廷修书。而作为真正教育机构的书院，始于私人著书讲学。科举的刺激、学者的留意、地主家族政治的需要、官学的颓废，都促使了中唐时期私学性质的书院产生[3]。书院的职能全面进入讲学和读书阶段，是在唐末五代时期。社会的动荡、文化的衰落，使士儒们寄居草野，潜身讲学。书院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在其千年的办学历程中，积累并形成了许多具有科学内涵的教学和管理特色。（二）古代书院的发展概况北宋时期，书院作为一种新型教育组织形式，以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在宋朝出现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著名书院，对当时教育文化起到很大作用。而南宋朱熹亲自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4]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系统的书院学规，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书院也成为理学教育研究的中心。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此后，书院数量在南宋和元朝时期大增，逐渐向北方地区推广，不仅在数量方面得到增加，教学内容、制度等也都得到改进，实现了书院的推广。元朝时期，国家对书院的提倡、保护和加强政策，使书院制度兴盛起来。太宗八年，在燕京（现北京）创立了元朝第一所书院—太极书院。但元政府在积极提倡办理书院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的官学化倾向明显。虽然书院的“置官师”与“官总其费”的官学化趋势给书院的发展带来很多消极影响。[5]但元朝书院对于当时理学传播，文化普及，人才培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潍坊学院毕业设计（论文）4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明代书院的发展情况承前启后。前期，由于推行程朱理学导致近百年的沉寂。中期，讲会相连，书院再度繁荣，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局。而书院重兴，面向平民是这一阶段发展的重要特征。“六经注我”的学术热情，批判意识的激荡，市民阶层政治的自觉性都影响引导了书院的发展方向。[6]形成了明朝书院平民化、政治化、集体化的倾向。书院讲学主讲“百姓日用之道”，使得山林布衣之辈都理解儒学理论。经过长期艰难地恢复，明朝书院在学术和对外发展方面都创造了辉煌。清朝书院的两大特点就是普及和流变。清朝书院有4365所，反映了书院当时的兴盛状态。雍正年间，官学强力进入书院的建设，官学书院成为当地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书院则主要承担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清朝战争连连，书院文化努力应对着时代变革，内容和形式都经过改造后，西学、新学都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这是积极的变革。同时，科举诱惑不减，书院官学和民办难以分辨，使其消极流变，最终断送了书院的改革。期间出现了许多新型书院，如教会书院、华侨书院等都是书院的流变形式。直至光绪二十七年诏令各省书院改名为大学堂；府、厅州内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自此，所有书院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二、古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特色（一）古代书院的教学特色1.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一大批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加盟书院教学，把先进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思想引入书院，加之书院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使得书院形成以讲会为主，完整独特的教学方法体系。讲会制度始于南宋，明朝时期得到较大发展，王阳明时期最盛。讲会制度讲求平等论学，是一种不同学派之间以相互学习和促进为目的的学术交流活动。讲会活动中，容许持有不同甚至相反见解主张的学者互相切磋、研讨，主张求同存异，以文会友，风气民主。著名的“鹅湖讲会”就是朱熹理学和陆氏兄弟就“为学之方”而展开的学术争论。讲会制度一方面使得争论双方能够各有所得，取长补短，活跃了学术空气，体现了“争鸣”精神。另一方面使得听讲生徒兼收各家学派观点，扩大了学术交流。讲会制度是作为一种交流和传播学术观点的独特讲学方式存在的。与书院的教育、学术活动相联系。它强调师生争辩和启发诱导的积极意义，讲求师生关系平等互助。讲会制度盛行于书院之间，也使书院教育走向社会，走出小小书斋，促使了学术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同时，讲会制度也在书院大师的道德教育和修身正己的思想传播方面起到了较强的教化作用。2.以学生自学为主，注重启发诱导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只有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让学生自主，才能真正发展个性，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古代书院也十分重视学生自学，注重对学生的启发诱导。首先，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朱熹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7]意思是，学生只有具备了积极学习的能动性，掌握了自学的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即“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潍坊学院毕业设计（论文）5寝食俱废，乃能骤进。”[8]因此，书院自身对学生自学的要求很高。书院大师讲学时，大抵是提纲挈领，由学生随其深浅自行体会，大师所讲，每次只选其一点着重发挥，决不逐意串，而是着重让学生自学，独立思考。朱熹在书院教学中尤其注重向学生传授读书的经验，他认为“圣贤所以数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9]朱熹的后世弟子将他的读书经验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10]而这些观点都体现了要求自学的观点。其次，注重启发诱导。书院教学工作中，教师主要围绕学术观点和学术著作展开教学，教师只充当指导者和领路者的角色。他们在讲授各种学术研究成果，给学生提供纲领性的指导和答疑的同时，教学上多采用辩论的方式，着重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启发学生思维。书院教育提倡质疑问难，主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启发式教学法是书院教学的常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学生达到“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这也符合朱熹提出的“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的个引路的人，做的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11]3.注重知行结合，重视践履躬行将教学与道德的完善、品性的修养结合起来是书院教学目的的最大特点。《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曾明确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2]更提出过“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13]”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这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上将伦理道德教育融化在教学形式中的传统一脉相承。古代教育家朱熹熟读圣贤书，以求达到自身道德的完善，他将做学问和做人有机的结合，是古现代教育者的典范。朱熹提出要躬行践履，主要是在学者的修养方面，要“立志、主敬、存养、省察”。他在读书的同时，认识到“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需要“实下功夫，日日为之，如此之久，日化而不自知，如常事做。”[14]书院在教学上始终把知识和道德的教育作为教学目的，注重知识和做人两者的同等地位，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将知识和行为、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书育人。4.实行“开放式”教学，自由讲学，自由听讲在书院中，名师巨儒们都能在坚守自家言论的同时，取他家之长，为己所用。即使在学术思想上是明显不同的，也不会阻碍各家的交流与沟通，这充分的体现了书院“开放式”的教学态度。吕祖谦在治学的思想上有“驳杂”的特点，既崇“天理”，又尚“本心”。这反应在教学上就是“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15]他主张做学问时应该谨慎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开阔眼界，以同志的精神态度相互对待。吕祖谦不仅在丽泽书院教授圣徒，著书立说，还邀请朱熹、陆九渊、陈亮等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以探讨学术。在书院教学中他要求学生对各派学术持有兼容并蓄的态度，主张“大抵为学须当推广大心，凡执卷皆是同志。”[16]书院中由有名的学者授讲，其他书院的师生及远方慕名前来的学生都可求教听讲，并受到欢迎。学者自由讲学，生徒自由听讲，突破了时间和地域限制，对于当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都有极大影响，促进了百家争鸣现象的产生。5.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书院是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场所，其创建人或主持人大都为当时的宿学鸿儒。一方面，他们致力于自己的学派研究，其讲学没有统一的安排,也没有统一的计划，完全由各书院领袖自己作主，自行安排。他们通常把自己的研潍坊学院毕业设计（论文）6究与讲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讲授的内容就是他们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他们广收生徒，教者可以自由择徒，随处讲学；学者可以自由择师，随处求学。书院是一个十分集中的游学场所，其讲学活动十分活跃，各家各派皆形成有独特教学内容的独立团体。这样，使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教学的普及、拓展可以推动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反之，学术研究的深化又可以促进教学的纵深发展，推进书院的发展进程。书院的教学不但传递知识，而且创造知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证明书院是从学术研究机关发展为教育教学机关的。如“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17]的义门书院,先是私人在书院读书治学，直至学有所得，闻名遐迩，就有人前来问难求教，逐步发展为聚徒讲学。后来的书院大多都沿着学术研究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在历史上较有名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等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有名的探讨学术胜地。书院一方面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传播，一方面积极开展学术研究，组织生徒收集资料、编纂图书，促使了教学和学术研究之间形成有机的良好互动机制。6.注重实践性和创造力的培养古代书院教育教学十分重视“践履躬行”，强调既要“穷理”，又要“笃行”。朱熹认为光是“读书穷理”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与“躬行践履”相结合。他强调读书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而必须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他说:“读书不可只就纸上求义理，须反过来就自家身上推究。”他竭力反对只向书本求义理，而不“体之于身”的读书方法，认为这样即使是“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也无益于学，只有“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18]他还从反面来论证“躬行践履”的重要性，“若不用躬行，只是说的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呆无能底人矣。”[19]在这种教育的思想引导下，书院要求学生常作读书笔记，有的把读书日记整理刊印成书，以此培养学生的实践性。与此同时，书院教学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鼓励大家积极思考，质疑问难，主动学习。教师针对学生的难点或疑点进行讲解,将书分年、等、类进行阅读,指导学生学会略读、精读,有些甚至背诵下来,有些只需浏览、涉猎一般,有的书给学生讲透。这样使学生有独立创造的能力,各辟门径,超越了习俗的见解而有新的创造精神。这种在当时社会比较先进的教育方式和观念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性和创造力都有很大作用。（二）古代书院的管理特色1.利用学规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管理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通过制定学规章程来规范书院的教学宗旨、方法、培养目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