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评述

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评述施晓红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直在比较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和经济学派受到一股新的学术流派--比较政治经济学派的挑战，和法和经济学派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分析路径不同，比较政治经济学派以政治、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在关于公司本质的探讨、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起源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公司治理结构演变趋势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路径依赖比较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比较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和经济学派逐渐受到一股新的学术流派------比较政治经济学派的挑战。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流派，比较政治经济学派尚未彻底撼动法和经济学派的主流地位，但是其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与法和经济学派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分析路径不同，比较政治经济学派以政治、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比较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公司本质的讨论。公司本质是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理论基础，法和经济学派以科斯对企业本质的研究为开端，将公司视为纯粹的私人性质的、各利益相关人签定的合同集合体（nexusofcontracts）（B.R.Cheffins，2004），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股东利益至上理论；而比较政治经济学派则认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历史决定了对公司本质的不同认识，利益相关人模式下的公司本质就具有社会公共性，而且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各国对公司的本质认识也会发生变化。二是关于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起源。法和经济学派并不关注各国公司治理结构为何不同，而是主要从各种公司治理机制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出发，来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认为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证明了股东利益至上模式是昀有效率和昀优的模式（B.R.Cheffins，2004），并主张后进国家可通过移植昀优的公司治理模式而实施经济追赶战略。比较政治经济学派则是通过详细考察各国公司治理结构1的起源，认为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镶嵌在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框架内，由于制度的比较优势、制度的互补性以及路径依赖等原因，使得我们拥有的公司治理结构往往是次好而不是昀优的；同时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我们移植别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不能获得被移植国的效果而且往往会损害本国已有的制度基础。三是关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演变趋势。法和经济学派认为由于经济效率是促使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演变的唯一动力，各国公司都会选择能够产生昀好的经济绩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各国公司治理结构会自然进化为美国的股东利益至上模式（C.Lachance，2001)。但比较政治经济学派则发现基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路径依赖也是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演变中的重要力量，路径依赖使得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趋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将持续不同。一、公司本质：从公共性到创新性比较政治经济学派认为认为公司的本质不是唯一的，各国不同的公司本质是包含了关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理论、意识和政治冲突（J.W.Cioffi，2000)。以欧洲大陆和日本为代表的利益相关人模式和以英美为主的股东利益至上模式对公司本质的看法是不同的，利益相关人理论认为公司本质具有社会公共性，但是，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理论并拥有完整的概念和体系的股东利益至上理论不同，利益相关人理论是一个十分松散和模糊的理论，没有统一的概念、基础理论和理论体系。可以说对于公司本质为何具有社会公共性？利益相关人理论一直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上的解释(M.M.Jenningsetal.,2002-2003)。不过，近年来比较政治经济学派对公司公共性本质的探讨取得了一些进展。以华盛顿与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Washington&LeeandGeorgeWashingtonLawSchool）的一群年轻的法学教授为主的进步公司法（ProgressiveCorporateLaw）学派一直是以芝加哥大学为主的法和经济学派的主要挑战者，他们将公司利益相关人看作类似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communitarian），认为利益相关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市场交易关系，而是一种基于信任和互利的关系，认为公司法应当将公司看作是一个准社会公共机构，应当关注非股东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保护。由于没有提供一个详细的分析框架并且内部还存在着诸多分歧，进步2公司法学派被批评为模糊和理想化（P.C.kostant,2001-2002）。M.M.Blairetal.(1999）的团队生产理论（TeamProduction）则是对公司的公共性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团队生产理论也将公司看作是社会公共机构，认为公司就是人们为了各种目的在一起合作的团队，公司的各个利益相关人对公司进行了公司专有的投资，并且产生了不可分离的产出，因此公司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分配产出。由于很难对产出进行预先分配，所以公司的各方利益相关人同意将公司的进行分配和解决争端的权力交给了独立的第三方-----董事会，董事会作为独立的协调性机构来平衡各种利益相关人的的利益，为公司利益昀大化服务。但是，团队生产理论还只是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D.Millon(2000)指出了团队生产理论的昀大缺陷：利益相关人理论的昀大弱点在于没有解释经理人怎样平衡各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团队生产理论显然这点上仍然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它仍然没有为董事会如何分配产出有一个明确的指导，这会导致董事会昀终无法为利益相关人服务。与进步公司法学派和团队生产理论试图提供统一的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公司公共性本质不同，另一些学者从利益相关人模式在各国实践中的区别出发，发现同属于利益相关人模式的国家对公司本质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区别。学者研究发现，德国和日本虽然都将公司的本质看作是具有公共性，但是视角明显不同。德国历史上主要通过法律来协调公共利益和各种社会阶层的利益，所以一直将公司看作是一种法定的社会机构（enterpriseconstitutionalism），股东和职工参与公司治理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并以职工共同决策制度实现职工的参与权(G.Jackson,2003)。而日本独特的和谐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则是将公司看作是一个企业社区(enterprisecommunity)，日本的企业社区包括经理人、董事会成员和核心职工，每一个社区成员要忠实于社区以及社区其他成员。公司对员工实施终身雇佣制；职工则是努力发展公司专有的技术，这样就在企业社区中形成了一种紧密相依的关系。日本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并不是法律上的规定，而是基于他们在企业社区中的相互依赖关系(Z.Shishdo,2000)。近年来，比较政治经济学派中一些学者还注意到了公司本质的新变化，他们主张跳出股东利益至上和利益相关人理论关于公司的本质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争论，认为应当从创新的角度来理解公司的本质。M.O’sullivan(2000）认为应当3关注公司的创新本质，创新使得资源分配和利用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所以，创新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在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制度条件下的公司治理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P.Zumbansen(2007）也认为理解公司本质的关键是创新，股东利益至上理论和利益相关人理论都没有充分解释公司内部的知识产生、传播和执行的过程。在这个知识不断更新的时代，公司的重点是保持创新的能力，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核心行为已经发生了改变，公司正在变为一个混合性的实体，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公司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学习综合体。公司治理结构应当基于公司的创新本质来理解，例如德国的职工共同决策制度不能象以前那样简单理解为是一个对股东权力的制衡，而应当从创新的角度来理解，是职工为了公司治理结构更有效而贡献知识。二、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起源：基于一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解释1．路径依赖视角下的各国公司治理结构起源比较政治经济学派中昀为杰出的代表是M.J.Roe，他将路径依赖理论结合到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开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分析。他(1995-1996)认为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是依赖于各国初始条件（InitialCondition），而初始条件是由其政治文化以及历史导致的，不同的初始条件以及适应性调整形成了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因此路径依赖是各国公司治理结构不同的主要原因。关于影响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初始条件的各种因素中，M.J.Roe特别强调政治的作用，他认为一国的政治影响了公司内外的财产和权力的分配，例如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是缺乏德国和日本那样的强大的全国性的银行，而其原因在于政治根源----美国民粹主义反对财富和权力过分集中在机构和政府手中。M.J.Roe认为德国和日本利益相关人模式的政治根源在于社会民主政治(socialdemocracy)，社会民主政治鼓励经理人和职工的联盟，限制股东更多地分享获得公司租金，剥夺了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很多的权利，而是以家族或金融机构控股的集中型股权结构来达到监控经理人的目的，社会民主政治国家不能培育出一个强大的股东阶层，所以弱化了对股东利益至上的需求4（M.J.Roe，2003)。除了M.J.Roe以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政治的视角来解释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起源：一种解释是20世纪初期，美国已经有很多大型企业，但是美国政府还很弱小，大型企业在政治和制度设立上拥有强大的权力，美国政府试图管制经济的行为常常遭到大型企业的强有力的反对，这就导致了美国以证券市场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在欧洲和日本情况正好相反，强大的集权的政府在大企业出现之前已经存在，政府为了促进工业化及实施经济追赶战略，发挥了强大的管制能力来要求企业追求国家目标，包括经济、军事和社会目标。由于政府的作用，德国和日本的证券市场的力量从来没有象美国那样强大。第二种解释是集权的政府和银行为中心的融资系统是后工业化国家的追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发展国家往往需要银行替代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昀后一种解释是美国现代管制政策例如反托拉斯法迫使企业股权分散，而日本和德国的管制政策则是主张限制市场并购，通过企业内部扩张获得公司成长。所以，美国企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外部市场，例如人才市场、证券市场。德国和日本主要是通过发展人力资本和公司内部组织来进行发展（S.M.Jacoby，2000-2001）。与上述强调政治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不同，A.N..Licht(2001)则是强调文化是影响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初始条件的各种因素的源头。他认为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选择，所以文化是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各种路径依赖的起始点。而各国的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的变化又决定了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发展变化。另外一些学者则是考察了文化因素导致的路径依赖，M.J.Loewenstein（2001-2002）认为德国之所以有强大的全国性银行是因为德国人的文化----德国人保守的投资观念，德国人愿意将钱存在银行，或投资在房地产等，所以，银行成为了德国的财富聚集地。C.Milhaupt.（2001）认为日本的利益相关人模式主要是由社会习俗和社会关系所调整，其根源在于日本的和谐一致的文化观，日本人喜欢用非正式的方式而不是法律诉讼来解决矛盾冲突。同时，日本的文化产生于19世纪晚期的明治封建时代，非常适应高度集权和集中的领导机制，这就解释了为何日本存在着强大的财团和银行，也就解释了为何这些机构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大的作用。也有学者以历史的视角研究了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5M.J.Loewenstein（2001-2002）认为德国1870年的改革法案取消了国家对公司的直接监控，建立了监事会以保护投资者、职工、政府以及其他人的利益。这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确定了德国公司治理结构保护利益相关人的理念。二战中此项制度得到加强，此后的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变和发展一直加强这个制度，并在1976年制定了职工共同决策法令。同样是对职工共同决策制度历史考察，K.Pisto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