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老残游记》中的官吏形象摘要: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晚清官吏形象。有庄宫保、史均甫那样的不谙世故而遗祸百姓的官员;更有如玉贤、刚弼那样自恃清廉,而肆意妄为的虐民之酷吏;也有屈居下僚,无所作为的好官白子寿等。在《老残游记》中好官无所作为,而酷吏昏官遍布,官场极端腐败与黑暗,反映出了刘鹗对晚清吏治的极端绝望。关键词:官场;吏治;腐败《老残游记》是刘鹗晚年写的一部小说,成书于一九○六年。书中借老残的游历见闻,对当时吏治的黑暗痛加攻击,书中“攻击官吏之处亦多”,①真实地揭露与批判了晚清官场的黑暗与吏治的腐败,客观上帮助人民认识到对整个官僚集团是不能寄以任何希望的,《老残游记》对晚清官场的揭露与抨击是其被鲁迅先生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主要原因。刘鹗本人在河南治理河工及创办实业期间,亲身经历并目睹了清王朝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端,他对官僚主义、本本主义误民十分不满,于是便将这一切都写进了《老残游记》中,与晚清其它揭露官场黑暗的作品相比,《老残游记》并未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式的讥讽手法来“揭发伏藏,显其弊恶”,②全书“揭人隐私,以嘲之辱之的讽刺色彩是极少的。”③刘鹗完全是怀着“补残”之志真实地描绘晚清官场,力图从理性的层面来思考吏治腐败的深层根源,从而道出如何“醒其睡”而救治的正面意向来。《老残游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晚清大小官吏,有庄宫保、史均甫那样的不谙世故而遗祸百姓的官员;更有如玉贤、刚弼那样自恃清廉,而肆意妄为的虐民之酷吏;也有屈居下僚,无所作为的好官白子寿等人。《老残游记》中官官相护,买官卖官现象十分普及,真实再现了晚清已经极端腐败的吏治,显示了刘鹗对晚清官场的极端绝望,无怪乎他要发出“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的感慨。试看《老残游记》中,刘鹗是如何通过笔下的官吏形象来暴露晚清吏治的腐败。一、玉贤、刚弼等酷吏形象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看似清廉刚正,却害民非浅的晚清基层官吏。玉贤、刚弼二人清廉,不要钱,然而却残酷暴虐,杀人成性,令人发指,是彻头彻尾的酷吏。刘鹗揭发了所谓“不要钱”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做大官”(第六回)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刘鄂无情地剥去他们“清官”的外衣,淋漓尽致地揭露其名为“清官”,实为虐民之酷吏的本质,通过对酷吏的描写,谴责了封建官吏残忍的罪恶行径。鲁迅称其“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④胡适也称道:“《老残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⑤作者对此也颇为自负,他在第十六回自评中写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中国传统小说对封建官吏的描写,总是单一地将其分为清官与赃官,忠臣与奸臣,对前者歌颂,对后者则进行批判,使人们认定赃官一定是坏官,清官则一定是好官。这些清官,如包公、海瑞等,他们两袖清风,十分清廉,是地道的清官,他们同时又具备勤政爱民,为民做主,刚正不阿的优良品质,清官千百年来因为其为官的清正廉洁而被百姓虔诚信仰甚至顶礼膜拜。因而,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清官”简直就是完人的代名词,是神的化身。而刘鹗笔下却出现了新的艺术形象,即不贪钱实际上却为祸巨大的清官,他们对人民的危害大于一般的贪官。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刘鹗一改清官便是好官的思维定势,精心塑造了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出了许多冤假错案。大胆直露地揭清官之可恨,对清官作恶进行了批判。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思想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玉贤残暴凶恶,滥杀无辜,残害良民。这个酷吏令曹州百姓敢怒不敢言,冤屈难伸。然而他推行酷政的根本原因在于恃才好功,是急于做官而作恶。另一个清官刚弼,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做事所凭恃的只是思想上的居高临下,自以为清廉便“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其为自觉是君子而作恶。两人都清廉,并不贪腐,然而却欠下了累累血债,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官”实是虐民的酷吏!受晚清新小说理论“写实主义”的影响,刘鹗是以写史的手法近乎实录式地来揭清官之可恶。他说:“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第十三回原评),因而完全是以“补正史之缺”的目的来写小说的。玉贤、刚弼并非刘鹗的艺术虚构,而是有现实的化身。如玉贤是当时山西巡抚毓贤之化身,玉贤即是“毓贤”之谐音。玉贤谐音“愚贤”,刚弼谐音“刚愎”,此二词形象的勾勒了两位“清廉得格登登的”却又使辖内百姓生活惨淡的只顾自己政绩优秀升官发财的官吏形象。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清廉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是道德问题,而为民做事则是掌握权力的必然要求。为官一任,基本技能就是借手中公器造福公众,而贪腐则是可以在制度的检查下避免的。可见对清廉和能力,似乎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尽管“揭清官之可恶”的作品,历史上早已有之,然而这些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却难以和《老残游记》中的玉贤和刚弼相提并论,刘鹗揉合了自身疾恶如仇的思想,真实深刻地暴露了清官的酷吏本质,他笔下的清官形象,“不仅大大超越了以前同类题材的小说,而且成为我国小说史上闪耀异彩的一株奇葩,卓然特立于晚清小说之林,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认识价值。”⑥二、以庄宫保为代表的高层官吏庄宫保即太子少保,深居高官,表面上是个清官,是个好官,作者对他也有肯定之处,在第十三回自评中说“庄勤果慈祥恺悌,齐人至今思之。”他爱才若渴,广集人才,“延揽海内各土,有见善若不及之势”,当知道老残有治河之才时,极力挽留。然而在这表面贤明、仁厚的高官的身上,却有着晚清官场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首先,宫保十分爱才,但却不辨真伪,不体察民情。仅因听说玉贤能使“几乎无一天无盗案”的曹州府出现“路不拾遗”的现象,便不去考察这其中是否有冤情,而是“听着很是喜欢,所以打算专折明保他”,正得益这样一位昏庸的高官的赏识与提拔,玉贤才更加为所欲为。其次,宫保还十分护短。在老残向他汇报了玉贤的酷虐之后,他虽然对自己一手提拔的官员的如此行为“难受了好几天,说今以后,再不明保他了”,然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官声,却以“目下不敢出尔反尔,似非对君父之道”来搪塞,而并不采取有效行动阻止玉贤的行为,刘鹗借小说中的姚云松之评价一语道破了其中道理:“岂有个才明保了的就撤省的道理呢?天下督抚谁不护短?这宫保已经是难得了。”(第十九回)第三、宫保对于废黄河民埝退保大堤一事负有直接责任,是黄河水患的祸首。他禁不住“功垂竹帛,万世盛名”的诱惑,听信未经世故,缺少实践的儒生之言,使用了只是文章做得好,而没有办过河工的贾让的“不与水争地法”,并且不让堤内居民知道废民埝的事,致使黄河汛期大水泛滥,眼睁睁看着十万生灵涂炭,足见其昏聩与自私,刘鹗对宫保此举最为痛心与愤恨,在十三回自评中说“惟治河一端,不免乖谬,而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之举,尤属荒谬之至。惨不忍闻,况目见乎,此作者所以寄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