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

“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东晓〔内容提要〕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在两国关系结构的三个方面的体现和演化。作者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布什政府结构模式复杂性自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行轨迹。2004年底连任后的布什总统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中美关系是一对“复杂”（complex）的双边关系【注释】PresidentsRemarks,TheRoseGarden,PresidentsPressConference,在2005年11月8日亚洲之行前夕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专访时，布什总统同样强调中美关系是“复杂、重要而且发展良好的”关系，【注尾】。“复杂性”似乎已成为当下理解两国关系状态的一个关键词。【注释】对complex的含义（connotation）可以做不同的理解。从字面上看，complex一词同时具有“复杂的”（complicated）和“复合的”或“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含义。2005年10月上旬，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MichaelGreen）在会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访问团时也指出，国外媒体（包括中、日、韩媒体）在翻译此词时，都只强调了复杂的一面，与“不确定”或者“困难性”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全面或复合的含义，出现了“翻译过程中的原意流失”（lostintranslation），导致对布什总统讲话原意理解上的偏颇，他认为“全面性”更能表达布什使用该词的初衷。【注尾】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当前和今后中长时期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它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的含义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结构进行全面审视，认识“复杂性”在中美关系结构中的具体体现。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两国关系结构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演化：（1）相互认知层面：两国政府如何理解双边关系的性质，包括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双边关系的基本形态及其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方国家的国家形象/国家观的变化；（2）利益互动层面：两国政府如何通过把握对方的利益关切、行为动机和能力变化，扩大在事关两国重要利益领域的合作范围，减少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分歧；（3）机制化管理层面：两国如何通过深化和创新各种沟通协调机制，处理双方矛盾甚至危机,减少国内政治干扰。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ChinaImage），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一方面，双方利益的相互依存深化，加剧了对双方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社会心理的冲击。其中，中国发展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双方围绕在地区和全球秩序建设中的理念、价值观上的沟通对话，以及矛盾摩擦将是未来两国关系的重要领域。最后，中美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较大程度提升，复合型的双边和多边管理机制粗具形态，为两国之间增信释疑、预防和管理危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证。但同时，机制化的发展尚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互动中的机制化程度相对滞后，反映了中美战略互信水平仍然低下。一、相互认知模式的转型中美相互认知模式的核心是双方如何判断双边关系的性质。它具体包括两国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例如重要、次要或一般），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例如敌对型、盟友型、伙伴型，或者复合型）及其内涵（例如对立竞争关系、合作共赢关系、霸权领导与跟风搭车关系，或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关系）三方面的认知能力。近年来中美相互认知模式所经历的转型，既体现在中美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重要意义的认知水平日益接近，也反映在两国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和内涵的相对单一认识朝着更为全面的方向转变，尽管这种转型是非线性的，充满了曲折。就双边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而言，后冷战以来中美各自的认识水平并不平衡。其中，美国方面的认知起伏尤其显著。【注释】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冷战的终结，美国朝野在一段时间内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出现了显著倒退，认为双边关系不再具有全球性的战略利益，中国在华盛顿的外交议程中不占重要地位。这种情形直到克林顿政府1996年春天就对华政策进行了跨部门研讨，决定修复遭受重创的中美关系后才得到扭转。美国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才有了更符合实际的认识。中国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克林顿总统不但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大家头等重要的大事”，还把“扩大同中国的关系”列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参见DavidM.Lampton,SameBed,DifferentDreams:ManagingUSChinaRelations,1989～2000,(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1);RobertSuettinger,BeyondTiananmen:ThePoliticsofUSChinaRelations,1989～2000,(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03).【注尾】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同样几经波动。新政府执政初期，一是强调与日本的双边同盟关系是实现美国在亚太利益的支柱，降低和弱化中美关系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二是重新发现印度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方面的价值，设想通过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美印关系以平衡中国的影响。【注释】CondoleezzaRice,“Campaign2000:Promoting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Vol.79,No.1(January/February2000),p.56;JonathanD.Pollack,“TheBushAdministrationandEastAsia:DoestheUnitedStatesNeedaNewRegionalStrategy?”inRobertM.HathawayandWilsonLee(eds.),GeorgeW.BushandEastAsia:AFirstTermAssessment(Washington,D.C.:WoodrowWilsonInternationalCenterforScholars,2005),pp.107～109.【注尾】九一一事件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判断。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concertofpowers）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注释】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九一一以后大国将由共同的威胁，并且越来越由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在一起”，参见GeorgeW.Bush,Th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UnitedStatesofAmerica(Washington,D.C.:WhiteHouse,September2002),p.5.【注尾】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也为华盛顿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注入了新的因素。中国在反恐、冲突地区战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朝核危机及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领域内都发挥着相当甚至主要的作用，得到美国舆论和政府的认可，【注释】参见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司司长米歇尔·瑞斯（MitchellB.Reiss）2004年5月14日在亚洲基金会上做的演讲。。当然，中美在反恐议题上的合作较之与美国的盟友而言仍然是有限的，无法成为后九一一时期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诚如一些学者所分析，随着美国反恐战略的深入，中美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也在增加，参见AronL.Friedberg,“11SeptemberandFutureofSinoAmeicanRelations,”Survial,Vol.44,No.1,(Spring2002),pp.33～50;DavidShambaugh,“SinoAmericanRelationssinceSeptember11:CantheNewStabilityLast?”,CurrentHistory(September2002),Vol.101,No.656;WuXinbo,“ThePromiseandLimitationsofASinoUSPartnership,”TheWashingtonQuarterly(Autumn2004),pp.115～126.【注尾】影响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的另一个，也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性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中美互动具有更显著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意义。【注释】参见NationalIntelligenceCouncil,MappingtheGlobalFuture(Washington,D.C.:CPO,2004).【注尾】华盛顿出于“霸权护持”战略的需要，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因素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和领导权的冲击，因此把“如何维护一个坦率、建设性与合作的中美关系”视为当今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议程之一。【注释】JamesKelly,“USEastAsiaPolicy,”PacNet9,March7,2005.【注尾】2005以来美国朝野围绕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掀起空前热烈的辩论也印证了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份量。【注释】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美国政界主要人物2005年就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各方面发表的讲话；2005年以来在美国参众两院举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听证会，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2005年6月7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此外，美国的主流传媒如《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大西洋月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也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长时段的深入报道；不仅如此，美国权威的学术刊物，如《外交》、《外交政策》、《国际安全》等2005年也都辟重要版面甚至出版专辑就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进行讨论。【注尾】相对而言，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对美国和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比较稳定。中国学术界虽然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跟随国际舆论对“美国是否衰弱”这个命题进行过探讨，但并没有得出美国已经衰弱的结论。相反，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舆论基本认为美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处于“一超”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实质性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注释】WangJisi,“ChinasChangingRoleinAsia,”inKokubunRyaseiandWangJisi(eds.),TheRiseofChinaandChangingEastOrder(Tokyo:JapanCenterforInternationalExchanges,2004),pp.16～17.【注尾】进入后冷战时期，中国的领导层和学术精英基本上将中美关系置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加以考量和处理。【注释】WangJisi,“ChinasSea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