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及多元化进程的中国选择

1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及多元化进程的中国选择1——基于“货币强权”的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分析彭兴韵2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1本文是王国刚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货币供应机制与未来通货膨胀风险研究”（课题编号：09&ZD03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彭兴韵，男，金融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联系地址：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Email:[e-mail].2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及多元化进程的中国选择——基于“货币强权”的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分析摘要：本文基于“国际货币强权”，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认为美国对货币强权的追求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重要因素，牙买加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真正美元本位的形成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扩张了美国的货币强权。但美国货币强权的扩张又对该系统产生了反身性冲击，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之后，各国改变了对传统最优储备规模的认识，全球外汇储备迅猛增长。这使得任何单一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都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储备的迅猛增长形成了对改革国际货币的倒逼机制；美国的双赤字、美元低利率及美元流动性扩张，都是内生于美元作为单一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之中的，是美国为维护“美元强权”而采取的刀刃上的平衡措施，这进一步发展了特里芬难题。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是提高其稳定性的必然选择，国际货币权力重新分配的依据就是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这是顺应全球经济多元化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和摆脱单一货币强权控制的内在自我要求。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基于此，本文最后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视角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并由此促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现实条件。关键词：货币强权美元本位单一储备货币不稳定性国际货币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一、引言国际货币体系是影响当今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货币的演变、发展及其影响，也是经济学家们历久不衰但仍未穷尽的研究课题。当私人部门和官方机构将一种货币的使用扩展到其发行国以外时，它就成为国际货币（Cohen，1971），或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并拥有了国际货币“领导权”。为什么需要一种中心国际货币？麦金农（McKinnon，2006）认为，这可以简化全球的外汇市场，居于中心的国际货币实际上是“货币的货币”，它具有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价值贮藏等功能，全球外汇市场的发展和扩大，会自发地选择某一经济总量较大的外汇市场的货币来发挥中心货币的作用。一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会给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诸多利益。过去，人们通常将目光集中于发行国际货币所能获得的铸币税。除此之外，普拉卡西（Prakash，2007）认为，若一种货币能够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得到广泛使用，还可以通过贸易条件渠道带来新的利益，即一定单位的该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国外商品数量会增加。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中领导地位的货币，还拥有货币强权（monetarypower），即居国际货币领导地位的国家，会通过国际货币关系而对其他外围国家施加很大的影响（DavidM.Andrews，2006）。货币强权体现在多方面，如转嫁货币转换成本的权力、延迟支付持续调整成本的权力、重构参与国社会地位的权力，等等。拥有货币强权的国家还可利用“汇率武器”制衡其主要经济对手，美国就曾利用货币胁迫的手段（汇率武器）来使日本和欧盟采取的诸多措施大打折扣（Henning，2006）。成为国际货币的决定要件是什么呢？艾肯格林（2008）强调，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网络外部性的结果，当参与国际交易的其他国家（企业）都在使用某一种货币，另一国不使用它时，其交易成本就非常高，而参与到这个网络中，则会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根据网络外部性理论，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只能有一种中心货币。但网络外部性理论没有解释形成国际货币的原动力是什么。3如果卖方决定用某种货币作为国际交易计价与结算的货币，这种货币就成了国际货币，而影响卖方选择的因素主要取决于其他卖方的行为、贸易伙伴的相对规模及该种货币的通胀率（PrakashKannan，2007）。迈克尔（MichaelKumhof，2009）认为，以一国货币定值的资产在国际资产组合中所占份额，与该货币的名义利率存在单调增加的关系。将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归结为名义利率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一个矛盾现象是，现在发达国家的利率要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但后者依然没有能够享有国际货币的地位。王信（2009）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收支顺差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决定性作用，90年代之后，金融实力超过贸易顺差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张明和覃东海（2005）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某种国际货币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后，由于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变得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旧体系就会被新体系所取代；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彼此之间可能相互转化；中心国家的数量可能发生改变，既可以只有一个中心，也可以有多个中心。艾肯格林和弗兰德鲁（BarryEichengreen，MarcFlandreau，2008）的统计分析支持了可以存在多个中心的观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镑就与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平分秋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在英镑与美元之间以相当的比例分配其储备资产。科恩（BenjaminCohen，2006）考察了货币强权的宏观基础，沃尔特（AndrewWalter，2006）认为相对保守的货币政策、便于促进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制度安排，都是让一国货币取得国际货币强权的重要国内前提条件。除了经济、商业与金融的规模以外，储备货币地位的取得，也依赖于一国的政治影响力（BarryEichengreen，MarcFlandreau，2008），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国际货币的兴衰，因此，货币的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兴衰而演变（蒙代尔，2003）。众所周知，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呈单一化格局。根据IMF的统计，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上，美元资产占据了60%以上，欧元则在20%左右。在商品的进出口方面，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也占有极高的比重，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占到60%-90%不等（GoldbergandTille，2006)。这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具有不对称性，货币中心国家可以将汇率脆弱性的风险转嫁给债权国家，债权国家却不能以自己的货币向债务国贷放资金。这被麦金农（McKinnon，2005）称为“冲突美德”（conflictvirtue），他还将国内金融体系不太发达、不能以本币向债务国提供资金的国家称为“不成熟债权人”（immaturecreditor）。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那些具有“冲突美德”、高外汇储备的“不成熟债权人”，深切地体会到了拥有“货币强权”的国家，在危机与调整成本转嫁方面给它们带来的不公平待遇，它们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国际货币的改革与重构，既是全球货币版图的重构与货币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也是对全球地缘经济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对于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利益相关各国有不同的主张。这，无疑加大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难度，也决定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是十分漫长的过程。然而，国际货币的既得利益政府是否乐意推动其改革是一个主观意愿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改革以及该如何改革，却是全球经济、政治、科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客观结果。上述有关国际中心货币的相关利益及其决定因素的诸多文献中，国际货币强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分析视角。遗憾的是，安德鲁等（DavidM.Andrews，etal,2006）虽然提出了货币强权这一概念及其构成，但他们并没有分析货币强权是如何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的。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除了强调基本的经济因素外，基于国际货币强权的概念，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视角，分析美国对国际货币强权的追求是如何影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货币演变的。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安排对美元货币强权的约束及它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重要影响；第三部分分析了牙买加体系下美元货币强权的扩张及新的制约因素；第四部分则研究了美元货币强权扩张的结果，它反而导致了美元主导的单4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认为在全球外汇储备急剧扩张的背景下，任何单一主权储备货币都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是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必然选择；第五部分则分析了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重新分配国际货币权力的经济基础，即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全球格局的变化的影响；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在国际货币强权的重新分配与多元化进程中的中国政策选择。二、国际货币强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金本位制出现之前，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各种金属作为货币。由于金属具有同质性，采用同一币材的货币便有比较的相同基础，比如成色和重量。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蒸汽动力消除了技术障碍，且复本位制的固有缺陷，使得英国采取了金本位制（艾肯格林，2009）。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已经实行了金本位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和其他国家融资的主要来源。据艾肯格林（2005）分析，在那个时期，英国主导了的全球的贸易体系，在1860年至20世纪初，英国的出口占全球出口量的份额在20%-30%。这就使那些与英国进行贸易，并从英国输入资本的国家，在网络外部性作用的推动下，纷纷转向了金本位。英镑也就因此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例如，在同一时期，全球贸易约有60%是以英镑计值和结算的（艾肯格林，2005）；在一战前，外汇储备占到中央银行及政府全部黄金与外汇储备总量的20%；同时，英镑在储备货币中居统治地位，64%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是存放在伦敦的，巴黎和柏林分别存有15%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Lindert，1969）。特里芬（1968）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末，全球外汇储备中英镑占80%，在1938年仍约占70%。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从欧洲转向美洲，全球经济、贸易与资本的主导力量也便逐渐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英镑和美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强弱对比也发生了变化。虽然钦和弗兰克尔（ChinnandFrankel，2008）认为，美元是在二战之后才取代英镑成为主导国际货币的，但是艾肯格林和弗兰德鲁（BarryEichengreen，MarcFlandreau，2008）则认为，美元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取代了英镑在国际货体系中的地位（期间经历过反复，在1933年美元贬值后，英镑又超过了美元）。两次大战期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兴起，并与伦敦展开了竞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兴起，并与英镑展开竞争。为了重构金本位崩溃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重新分配国际货币强权，英美两国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开始酝酿战后国际货币秩序，最终促成了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针对这次会议，凯恩斯和怀特分别代表英美两国的利益，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英美两国利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由于英美两国经济、政治及军事实力在过去几十年里强弱对比的变化，使得这次国际货币会议的各方面结果，都更接近于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相去甚远。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以固定比率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新国际货币制度，正式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被边缘化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英美之间权力转移的产物，英国无力领导世界，英镑也就无法再充当国际中心货币的角色了（斯基德尔斯基，2006）。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促成一些国家战后黄金增长期的重要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汇率稳定，迅速解决了国际收支问题，使得国际贸易和投资获得空前的发展（艾肯格林，2009）。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美元居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这使美联储充当起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