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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爸》作者：韩少功；载《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爸爸爸》是韩少功发表“寻根宣言”——《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后拿出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品展示了一个叫鸡头寨的古老村寨中一个族类的历史及其赖以生存的原始性文化形态：描绘了丙崽这具诞生于这个封闭、愚昧、野蛮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的怪胎。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瞩目和读者的兴趣。人们在高度评价这部作品的同时，也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一、关于作品的主题和总体评价。严文井在给作者的信中说，“你的寻根，得到了成果”，“《爸爸爸》分量很大，可以说它是神话或史诗”。并认为“经得起下几代人的咀嚼”。（《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纪的丙崽？》，1985年8月24日《文艺报》）吴慧颖也说：“作品站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意识的高度，把握历史潮流奔涌的方向，以洞若观火的聪明和睿智，剖析了原始性的遇昧无知，顽症式的闭锁、守旧和停滞，似乎变为遗传本能和心理定势的迷信和野蛮，对被抛出社会发展大道之外的这处宗族作了审美的历史判决。”（《反思之钻向远古愚昧的沉积层掘进》，《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3期）方克强认为，“《爸爸爸》是继《阿Q正传》后对封建主义的又一次颠覆性冲击”，它“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追寻与《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揭示，已经具有能够相提并论的深度和特点，将在文学史上占据同样光彩的一页”。（《阿Q和丙崽：原始太态的重塑》，《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5期）李进口车也认为这篇作品“占据了八五年度小说的制高点”，它“所呈示的，不仅有心理内容，而且还有纪觉内容；不仅有时代观念和时代情绪的折射，而且还蕴含着整个民族长期积淀的心理原型”。（《具象块面·心理呈示·状态文学》，《作家》1986年第12期）曾镇南则在充分肯定作品“把鸡头寨人生活圈子的狭小和精神世界的荒漠惊心动魄地表现出”的同时，也指出作者的创作意图“由于局限在文化积淀的层次中未能得到血脉强旺的有力表现”，他说“文化背景并不是决定人的心态的惟一稳定的因素，……把各种社会因素、时代因素作过多的‘净化’，未必有利于写出丰富复杂的人的心灵史和族类的命运史。从这个角度去看《爸爸爸》，我感到作家既有新的开拓，也有新的自囿”。（《黑色的魂与蓝色的梦》，1985年9月21日《文艺报》）何思丝、耿丽莉则认为，作品“一味沉醉于展览愚昧与野蛮”，并在“杂陈这些东西时，有三个问题：一、存在着客观主义的以至欣赏的态度；二，写得太多了，使得汀西山民勤劳、淳朴、智慧、善良的一面都被掩没了；三，有的渲染的过于逼真具体，使胆怯的读者有点毛骨悚然”。他们说，较之于《阿Q正传》，“那是《爸爸爸》难以与之匹敌的。如果一定要比，两者之间有若干貌合，而精神裨各异”。（《关于〈爸爸爸〉的对话》，作品与争鸣）1986年第2期）二、关于丙崽形象的象征意义。严文井说：“丙崽和阿Q似乎有某种血缘关系。……丙崽当然不是阿Q，这个怪物更可怕。”呈秉杰也认为：“这个畸形文化的产儿……，这一长不大的‘小老头’形象及其毒不死的顽强的孽根具有一种警策的意义，构成了民族悲剧中含意无穷的一笔。”（《韩少功创作论》，1985年12月11日《湖南日报》）李庆西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丙崽不啻是一具历史的活化石，此人的存在，似乎就是一个生活之谜。……这里有一种意象，或如说是一种人生的象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并不一直贯串着合理性与人道的发展精神”，“文明的毁灭，精神的窒息，曾经一次次使人类濒临绝境，成为永远值得追究和反省的事伯；……丙崽的象征意义是人类命运的某种畸形状态，一个怵目惊心的悲剧境遇”。（《说〈爸爸爸〉》，《读书》1986年第3期）方克强将丙崽与阿Q作了比较，认为“阿Q虽夸张而仍是写实的，……而丙崽似写实却已高度变形，具有象征意象的单纯性和抽象性特征”。“韩少功以区别于传统隐喻的独创性和私人性，磨毛了丙崽的透明度，同时也扩张和升华了他的概括度。”他还指出：“在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丙崽由‘爸爸’、‘X妈妈’两个符号建构的处世之道背后，潜伏着一种深刻的心态同构，那就是原始的精神状态和情操。或者说，是残留和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底层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曾镇南则说：“丙崽实在是一个纯粹的白痴，……很难说这个形象本身，具有多少社会内涵，……丙崽不过是鸡头寨的人们打出的一杆标示他们的人化程度和道德水准和旗帜而已。”彭蕴辉批评说：“一个只会说两句话，以舔鼻涕、搓鸡粪为乐事的白痴，算哪门子的‘返朴归真’？……如果说作家借此以批判什么——且不说作品并无此种倾向，张扬倒是有之——一个白痴有何批判的价值？他离我们现代人的政党生活实在太遥远了。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批判中发现自身的缺陷，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这种文学的‘返祖’现象，尤其是在更新观念和文学走向世界的旗号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寻根”与“寻美”》，1986年12月1日《文论报》）三、关于作品的美学风范和艺术价值。李庆西说，作品“字里行间流荡着一股神秘气息。这种质感的造成，一方面是对‘夷蛮山地奇异的自然景象以及风物、习俗的大胆描述，而描述中又揉进了许多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则是背景的模糊和某些细节处理上的语焉不详”。“神秘造成背景的飘移与延伸，借此使小说的时空含义及其整个美学精神超越了它自身的天地”。李进口车认为，“作品具备了多维多向的抽象可能性；……蕴含了丰富多变的形象弹跳性和具象伸缩性。……在其审美上，不仅有热情的共振，还有哲理的情趣、睿智的闪光，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整个小说最动人的篇章”是“末了的自动迁徒。在此，小说的悲剧意识闪烁出了灿烂夺目的美学光彩”，“显得壮阔高远，气势恢宏”。何思丝、耿丽莉则认为，“以逼真的客观主义的笔调，过多地杂陈展鉴丑恶的血腥的人事物，……作品的审美价值被毁坏了”；结尾处“以庄严肯定的笔调抒写众裁缝一一毒杀老小残弱者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不必要的”，“是故作悲壮的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