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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梁思成（再看建国初期的“梁陈方案）梁思成先生：最近，“控制低素质人进京”的话题引起了激烈争吵。有人指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提法，是因为北京面临着资源紧张等诸多问题。而在诸多问题中，交通拥堵恐怕是最“著名”的问题了。北京市对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在“九五”期间达400亿元，占ＧＤＰ的4．3％；“十五”期间预计投入838亿元，占ＧＤＰ的5．15％。这样的投资力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可是，北京市交通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与之相关的城市规划问题引人注目。北京作为首都，作为一个拥有千万以上人口的巨大城市，车辆拥挤、人行困难、道路堵塞、效率降低、环境污染的“大都市病”比专家们预料的来得更早，矛盾也更为突出。事实上，北京面临如此困局，乃是半个世纪前决策失误种下的苦果。建国之初，围绕着北京的城市规划问题曾有过一场持续3年之久激烈的争论。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与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历史上所称的“梁陈方案”。“梁陈方案”中的行政区域大体分布草图：“梁陈方案”的核心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具体建议是：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后来，陈占祥在专著中对方案进行了解释说，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方案明确提出要疏散旧城区的人口。“方案”的规划草图中，行政中心区以南还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西站及周边地区。这样一来，北京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对此，反对者认为，建立新城和保护旧城的成本都太高。“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设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同时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而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而“梁陈方案”中对以上意见也进行了反驳。方案中论述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将通过兴建新住宅、迁移人口、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等一些列过程。方案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伤财又劳民。而且对于旧城内建新城的方案，“梁陈方案”提出了几处缺陷：一方面，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保护文物的原则相抵触。另一方面，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梁陈方案”之所以可敬，之所以在今天北京的建设中还熠熠生辉，是因为它在当时已经在传承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因此可以说“梁陈方案”是集“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提出的一个全面且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议书。然而，由于某些非学术上的原因，“梁陈方案”方案最终未被采纳。1953年6月，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指导工作，在党内研究北京的规划问题。11月，规划小组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其中明确指出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中心区，而且要在北京首先考虑发展工业的计划。对此，梁思成先生沉痛地表示“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五十年后，梁思成先生的话果然应验。历史证明，梁思成先生是对的，只是对于北京来说，已经太晚了。如今，事过境迁，当年的“梁陈方案”已经不具备重新实施的条件。但是，北京城失败了半个世纪的城市规划，却在提醒着我们的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一定要真正做到尊重科学，真正做到科学决策。否则，我们今天犯下的错误，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背上沉重的负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