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句法的角度看参与式的空间规划_杨滔

1从空间句法的角度看参与式的空间规划杨滔【摘要】如何协助利益相关者理性地参与到空间规划之中？本文讨论了空间句法的基本理念，并采用伦敦新金融城、伯明翰新办公区、以及北京新城的案例来探讨空间句法在方案（或想法）比较（或评估）中的运用，分析其如何促进利益相关者对空间布局的理性协商，形成在空间上具体可行的共识想法。本文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空间句法基于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和日常使用，提供了一种精确而直观的空间互动平台，特别有助于非专业人士及时参与到空间规划的过程之中，提出建设性的想法。【关键词】公众参与；空间句法；理性；空间布局；人机互动1．引子随着城市功能日益复杂、市场经济发达和全球化的发展，传统上以用地控制为基础、强调物质性成果方案的城市规划过程面临各种挑战。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公共部门、私人开发部门、非本地投资方等都事实上积极地介入了规划过程；由于个人、社区或地方意识的增强，公众或业主们更关心身边的开发建设，并开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到规划之中；由于大数据时代来临、以及伴随的城市病也更为突显，各相关行业的专家或媒体也开始积极评论、影响、或参与规划的制定。因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将会参与规划和设计城市。虽然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在当今的城市规划中越来越重要，甚至西方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基本上就是社会经济规划，然而空间（Space），或者说社会、经济与环境在空间中的分布和表达，仍然还是城市规划的重点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各种规划流派的交集。例如，欧盟各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各异，因此它们的城市规划系统也差别较大①，然而至少“空间规划(SpatialPlanning)”这个词出现在欧盟的规划条约、甚至标题之中，并得以明确地定义：“空间规划是社会中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政策的地理表达。同时，它也是一门具有科学性（非宗教性）的学科、一种管理技术、以及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政策，力求达到平衡的区域发展，并根据总体战略，形成空间的物质性结构（ESPC，1983）。”这是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与环境诉求需要占据相应的空间，构成一定的格局，才能得以物质化地实现。空间布局不仅往往体现在政府部门、专家、或开发商对于区位选址、用地性质、路网结构等方面的论证与协商之中；而且根据普通生活常识，非专业的市民也知道空间布局对自己的生活有影响。例如，如果城市干道穿过住宅小区，肯定会对小区生活有影响，也许交通噪音干扰宁静生活，也许某些底层住户有机会开店设铺等；而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话题，在日常闲谈或公众参与之中，当地居民会自然而然发表这方面的看法，也许在字面上并未明确专业意义上的空2间布局。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空间布局的可实施性又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甚至在空间布局上未达成共识之前，实质的规划建设往往较难迈出第一步。那么，如何协助各方参与到城市规划和设计的讨论之中，形成空间上的共识，作出规划决策，达成共赢？虽然西方城市规划历史总结道：1955年毕业的规划师趴在图板上，画着红红绿绿的用地示意图；1965年毕业的借鉴系统论，建立数学模型，计算交通与用地模式；而1975年毕业的与各种社区团体彻夜畅谈，组织居民抵制外界的“入侵”，看似成为了“地方政治家”（Hall,2002）。然而，在西方实践中，无论是传统的绘图，还是科学的模型，都或多或少融入了参与式规划中的陈述会、讨论会、听证会等；特别是科学模型中理性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直都在发展。这是由于在参与式规划中，一旦某方拿出“多样化”的筹码，这往往使得谈判没有共识，也就无法实现任何开发，而理性的交流往往是达成规划共识的关键之一（Smith,2007）。从空间句法的角度来，本文探讨如何建立理性的空间分析与评估平台，有效地推动参与式的规划。2．空间句法的基本原理空间句法源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剑桥大学对建成环境、社会经济和考古学的数理研究，其创始人比尔·希列尔教授以及同事们从剑桥大学到伦敦大学学院（UCL）之后，该学派得以迅速发展，并于1980年代末开始投入了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实践之中，包括英格兰东南部规划、伦敦千禧年工程、伦敦奥运会项目、哈佛大学校园更新、以及华盛顿白宫前广场改造等；该学派在美国、德国、日本、荷兰、巴西、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都有学术和商业分支。虽然空间句法并不是针对参与式规划而开发的技术，然而它被广泛地应用到英国城市规划各阶段的协商和讨论之中（如国王十字车站更新，King’sCross），其商业公司有一部分业务就是协助地方政府、社区、或专业团体（如英国国民健康委员会NHS）展开规划和设计的讨论与评估，因为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基于实证的理性方法去揭示空间布局的社会、经济与环境价值（Hillier,2007）。空间句法产生的背景是：1）英国战后大规模的社会住宅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物质建成环境的角度去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理念遭到了质疑和批判，然而公众又不否认环境对人的行为有一定影响(Hillier&Hanson,1984)，那么物质环境与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2）1970年代公众参与已成为英国城市规划的主流，学术理论更加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后现代的不确定性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论否定了现代主义的根基——理性，然而在规划实践中，没有理性各方就各说其事，特别是谁也无法辩驳对某种文化的偏好，导致了参与规划的各方永远不能达成共识。于是，象牙塔中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分道扬镳了（Hall，2002），那么参与式规划需要哪些理性工具？3）英国城市规划（Planning）已从物质形态规划完全转向了社会经济规划，不过设计（Design）仍然需要注重物质上的形态实现，而在真实的城市建设实践之中，从规划到设计并不是截然分开两部分，特别是涉及到多方参与的规划和设计，社会经济与物质形态的话题往往不可分割（Batty&Marshall,2009），那么规划与设计应如何联系？3在这种背景下，空间句法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寻求建成环境与社会之间真实有效的联系，并试图弥合规划与设计之间的鸿沟（Hillier&Hanson,1984;Hillier,1996）。希列尔教授找到的突破口是空间，其观点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他（1976,1984,1996）认为：（1）空间不是人们活动的背景，而是人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空间的方式去组织各种活动，小到办公室座椅摆放的布置，大到城市或区域交通路网的组织等；空间的组织方式对应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逻辑。（2）空间本质上不是彼此独立，而呈现网络化，即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或影响了空间个体在空间网络中的区位；而这种空间区位，而非空间个体的局部特征，与社会经济功能有较为密切的对应关系。例如，门庭之所以为门庭，在于它联系了建筑内外空间；活跃的商业空间之所以为活跃的商业空间，在于它距离其它空间更近，人们更容易达到它。图1—a是关于街道网的简单图示②，分别从“1”和“8”来看同一个路网，该路网的形态结构是不同的（图1—c和d），即从不同街道来看待同一路网，不同的形态结构反映了那些街具备不同的区位。如果采用拓扑距离来度量形态结构，那么“1”距离其它街道的总步数为15，而“8”的总步数为25。这种拓扑距离就能定量地体现“1”与“8”的区位差别，而这种空间区位差别导致了“1”具有成为商业街的潜力，而“8”则缺少那种潜力，而容易成为安静的小巷。在一定程度上，这解释了商业街和小巷之间的差别在于它们在路网之中的区位不一样，即它们与其它街道的连通程度不一样。123456789101112104673119581210467311958abc图1街道网路的拓扑距离示意图（红色表示距离最短，蓝色表示距离最远）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说明了对于某各个空间系统（如城镇、街区、建筑群等）的规划，该系统内外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该系统内部的空间布局结构，从而影响到其各部分的功能。例如，根据大伦敦及其周边城镇之间的区域空间关系，可分析出该区域中各个城镇的可达性（图2—右），大体上这对应于该区域内就业密度分布（图2—左）（Smith，2011）。4图2英格兰东南部就业密度分布（左）与城镇的空间可达性（右）的对比（3）虽然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或影响了空间个体的区位价值，然而那种复杂的空间关系则较难用日常语言来精确地描述，因此需用不断地探索更为精确的语言（包括数学和图形语言）来描述那些关系，用于真实的规划设计实践。对于局部的空间关系，日常用语中有前、后、左、右等介词，如办公室在走廊的右侧，这些词可以较为容易地描述三个空间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三个以上的空间的描述也许就不会很明确（Hillier,1996）。指路时，人们也许会说：向前走50米，左转弯，再走200米，右转弯，再问其他人就找到了等等之类。对于整体性的空间格局，如果从“人看”（非“鸟瞰”）角度来思考，人们难以精确记住每个角落，常常会用“方格网”、“放射状”、“规则”或“不规则”、甚至“有机格网”等较为含糊的词语表达空间布局。虽然这些词语对于交流对话是必要的，然而它们也许传递了某些不准确的空间含义，在规划实践中这也许容易造成“平行式”的讨论。例如，北京旧城、京都旧城、曼哈顿、雅典都可用方格网来大体形容，而在规划工作坊或协商会上，各位参与者的方格网概念也许不同，根据每条道路与其它所有道路的联系，这些“方格网”之间的不同可以图示化（图3），这样可以避免不恰当地混淆不同内涵的方格网概念。5北京旧城京都旧城曼哈顿雅典旧城图3不同“方格网”城市的可达性模式3．空间句法的应用本节通过三个案例来说明空间句法如何应用于参与式的规划过程。首先，以伦敦新金融区（金丝雀码头CanaryWharf）为假题，初步说明空间句法的一般性应用；其次，以伯明翰的布林德利（Brindleyplace）真实项目为例，来具体阐述空间句法如何从空间上协调政府、投资方、以及相关利益者；最后从空间句法的角度来，比较北京新城的未来发展想法，以此展望空间句法在我国参与式规划中的应用。3.1案例一：伦敦新金融区伦敦新金融区（金丝雀码头CanaryWharf）位于东伦敦的道克兰区（LondonDocklands）的地理中心，在伦敦老金融城（TheCity）的东部（图4）。从1970年代初期，由于码头产业转移，道克兰区逐步衰败，大伦敦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及时启动了更新规划。不过，该地区位于三个行政区的交接地带，聚集了白人蓝领、印巴以及黑人等少数民族社区。在公众参与的指导下，不同社区自发地形成了各种团体，并组建了更大规模的道克兰区联合委员会(DocklandsJointCommittee)与道克兰区论坛(DocklandsForum)等机构；此外，三个区政府也根据自身的发展，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和规划进程表。由于各方意见差别较大，同时缺少理性的协商，过激的抗议彼此起伏，任何方案或设想都被否决了，开发商也不敢涉及该地区；到了1970年代末期，本地居民也开始变得绝望，很多有一技之长的居民选择离开该地区（Brownill,1992）。1979年上台的环境大臣MichealHesltine用一句话总结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参与了（规划），但谁都不负6担任何责任，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了”（LDDC,1998）。于是，1981年7月2日英国中央政府批准成立道克兰区合作开发区公司，该公司获得了规划批准权以及土地强制获取权，超越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并事实上排斥了公众参与；同时借鉴PeterHall教授“非规划”的概念，将规划限制降至最低，让完全自由的市场力量来启动该地区的开发（Hall,1977,2002）。老金融城新金融城道克兰区图4伦敦新金融城的位置对于金丝雀码头的更新开发，道克兰区合作开发区公司和投资商都担心道克兰区的贫穷社区将会影响当地的金融办公楼和高档住宅的价值，希望新金融中心能远离贫穷社区；而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则期望新金融中心的开发能改善贫穷的社区。于是，金丝雀码头与周边社区的空间联系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LDDC,1998）。图5—a显示了周边地段的可达性分析，红色表示可达性高，蓝色表示可达性低。该地段被可达性较高的街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