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外政治风险及其防范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外政治风险及其防范来源：《中国经济》杂志发布时间：2010年09月07日16:13作者：应奇益;叶自成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经营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承担商业风险，还必然要面临和承担许多国外政治风险。1979年8月，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并进一步明确要求，要“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从2000～2004年，中国年批准海外投资企业的平均增长率为33.01%，比“九五”期间提高了12.35个百分点。从2000年～2005年，年批准海外投资额的平均增长率为56.36%。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外投资呈加快发展趋势，规模持续扩大。据商务部统计，2002～2007年，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97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60%。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投资最多，同时也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第二，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投资额量的大部分。2006年，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70亿美元，金融类为12亿美元，占当年投资资金流量的39%。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6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投资248亿美元，占93%，2008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85%。第三，对外投资形式多样，行业分布广泛。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学习借鉴了国际经验，既有通过收购兼并，也有与当地企业合资及第三国企业联合投资，代资承包工程等方式，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流向采矿业的有85.4亿美元，占40%；流向商业服务业的45.2亿，占21.4%，交通运输占13.8亿美元，占6.5%。第四，一大批大型企业通过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在“走出去”过程中形成优势。中石油、中海油、中远等一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另据普华永道新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测算，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交易达166宗，交易金额约335亿美元，为2008年的3倍，也超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走出去”战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行为，也产生了许多国外政治风险。如何衡量国外政政治风险？关于“国外政治风险”的概念早已有之，西方银行投资时往往有“好”国家与“坏”国家区分，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国家风险评估”理论，比如，美国人斯特芬?罗伯克（StefanH.Robock）在1971年的一篇甚有影响的论文——《政治风险：识别与评估》中就指出，国际经营中政治风险存在于（1）经营环境中出现的一些不连续性；（2）这些不连续性难以预料；（3）它们由政治变化所带来的。经营环境中的这些变化必须具有对某家企业的利润或其他目标有重大影响的潜在可能性时才构成“风险”。杰夫利?西蒙（JeffregD.Simon）则在其1982年发表的《政治风险评估：过去的倾向和未来的展望》论文中认为“政治风险可视为政府的亦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或源于东道国或源于其外，对有选择的或者大多数国外经营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JeffreyD.Simon认为，“政治风险可被视为政府的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或者导源于东道国内或者导源于东道国外，对挑选的一批或大多数外国经营业务与投资产生反面影响。”在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国外政治风险是指“环绕某一国际项目或企业的设定经营结果（收入、成本、利润、市场份额、经营的连续性等）而可能源自于东道国政治、政策、亦或外汇制度的不稳定性的非市场不确定变化”，或指“在跨国经营的活动中，由于东道国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干预经济的行为，导致该国外国投资者投资价值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或者指“因东道国政局动荡、民族或宗教派别冲突、战争及各项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因素，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如何衡量国外政治风险也有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指出了四种比较具体的衡量国外政治风险的指标或指数，应用比较广泛的有以下四种：第一，宏观社会政治模型（TheMacro-sociopoliticalModels）。MSP模型的核心是将政治不稳定解释成各种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及社会力量的综合作用。第二，丁氏渐逝需求模型（TheTingObsolescingDemandModel）。此模型考虑了渐逝协议现象以及非工业化国家建立行业政策和投资管理体制的趋势。这个模型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工业化并专注于经济发展。因此，没收和国有化等暴力风险将逐渐变得罕见。第三，政治制度稳定指数。该指数旨在为政治风险提供一个定量分析框架。它由三个分指数构成：国家的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和政府作用指数，其中社会冲突指数有三个分量：社会不安定、国内暴乱和统治危机。这些指数分别根据各类指标测定，从年鉴或政府文件等出版物中获得。第四，政治风险指数。政治风险指数动态考量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后和10年后的情况。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以国际企业的角度评分，汇总各因素的评分即得该国政治风险指数。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和模式对这些国外政治风险的研究的对象，过去多以西方跨国企业的行为为主，现在则有了“中国企业的国外政治风险”的新案例。与其他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相比较，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和模式有其鲜明的特点和显著区别，表现在：（1）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是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截至2007年末，中央企业OFDI存量占中国OFDI存量的比重超过80%，2006年，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存量中占到了81%。OFDI的海外资产规模前10大企业均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2）资源能源寻求型和市场扩张式OFDI占较大比重。截至2007年底，石油、矿产开采类OFDI存量占23.9%，商业服务类OFDI存量占25.9%，批发零售类OFDI存量占17.3%，交通物流类OFDI存量占10.1%，制造业类OFDI存量占10%。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较强的政策促动性，尤其是国企表现更为明显，还体现在OFDI的产业选择上没有显现我国的产业优势，在OFDI模式上过于单一。（3）据不完全统计，至2006年，外交部参与处理的各类中国人海外安全事件已超过30,000起。截至2006年12月25日，至少有558名中国公民在海外被羁押（158人）或受当地社会动乱波及（400人）；至少有37人在76起凶案（抢劫、偷盗、枪击）中丧生，至少有42人受伤。在这其中，主要受冲击的人员都在大型国有企业，现将遭遇的主要政治劫持事件整理如表1。（4）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要领域集中在资源、能源和通信服务业为主，主要的投资金额均有几单集中的大型投资项目带动，其中包括像2008年中铝联合美铝收购力拓12%股权，工行55亿完成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等等，都表现出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占有主流地位。据普华永道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09年进行海外“抄底”的企业中，主力军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因此，国有企业控股或者参股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政治风险，更能说明中国企业国外政治风险的要义。如何防范国外政治风险：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案例分析在如何防范国外政治风险领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事件具有典型的意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以下简称中海油）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石油公司之一，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商。自成立以来，中国海油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由一家单纯从事油气开采的上游公司，发展成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的综合型能源集团，形成了上游（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及销售）、中下游（天然气及发电、化工、炼化、化肥）、专业技术服务（油田服务、海油工程、综合服务）、金融服务以及新能源等产业板块。尤尼科石油公司（UnocalCorporation，以下简称尤尼科）是一家以原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的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州，距今已有115年的历史，员工数量为6600人左右。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尤尼科目前业务包括北美和国际原油及天然气开采、物探、天然气及管网建设、贸易、采矿及房地产等业务。其中原油及天然气开采业务是尤尼科的主营业务。截至2004年底，公司总收入为82.04亿美元，净利润为12.08亿美元，公司总资产达131亿美元，在美国油气巨头中排名第九。2005年1月7日，尤尼科挂牌出售，中海油计划出价130亿美元、全现金购买。3月初中海油开始与尤尼科高层接触，并向尤尼科提交了“无约束力报价”。尤尼科当时的市值还不到百亿美元。但很快，随着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尤尼科股价迅速上涨，中海油内部对这一收购看法出现分歧。在中海油意见还没有统一之时，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4月宣布以160亿美元加股票的形式收购尤尼科，收购计划包括25%的现金（44亿美元）、75%的股票交换，以及接收尤尼科的16亿美元债务。6月10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雪佛龙的收购计划。6月17日，美国联邦众议员查德?庞勃（RichardPombo）和邓肯?亨特（DuncanHunter）致函布什总统，要求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审议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计划。中海油收购难度加大。7月20日，尤尼科董事会决定接受雪佛龙公司加价之后的报价，并推荐给股东大会。2005年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收购尤尼科的报价。至此，这场长达8个月之久，中国迄今为止涉及金额最多、规模最大的海外收购，以中海油的主动退出而告终。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失利，主要是对海外政治风险估计不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1）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障碍是竞购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中海油提出收购案时，东道国美国的政治反应尤为强烈。收购交易宣布后，在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反对声音，甚至要取消或更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程序。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壮大，使视中国为强大竞争对手的美方感到无比担心和恐惧。尤其是这笔收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源行业，触动了美国人最敏感的能源神经，也很自然被贴上中国实施能源走出去战略的标签，这些都导致美国一些公众和政府机构的警惕。美国能源部长、财政部长先后表示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要严格审查这起收购案。接着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在120天内对中国的能源状况进行研究，研究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够批准中海油对尤尼科的收购。这一法案的通过基本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由此可见，目标企业所在国国内的政治和政策障碍，是这次中海油公司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失败的最主要原因。（2）制度环境差异。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存在根本差异，两国公司之间的收购活动不可避免地伴随有政治风险，收购过程也更加艰难。另外，中海油国有企业的身份使其收购目的令人生疑：到底是接受母公司的财政支持，完成中国石油的战略任务；还是以上市公司的身份，完全市场化地参与收购。美方始终认为这起收购是国家行为，所以采取政治手段横加干涉，使得中海油最终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退出收购。（3）国企背景被泛政治化。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不透明的关系则是竞购失败的一个不可忽略原因。中海油对尤尼科的竞购引起了华盛顿的激烈反应。中海油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70%的股份归未上市的母公司所有，母公司的全部股份则为一个中央政府机构所有。这个机构就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它是中国政府认定的“战略”行业中的约190家主要企业的控股股东。这种关系足以让许多人相信，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不过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此外，中海油严重依赖国有母公司提供的补贴，这不可避免地令人质疑其独立性。由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复杂而含糊不清，因而使外国政界和竞购对手有了合理原因，来强烈反对中国国有企业收购外国公司。海外“中国因素”给中国企业带来的风险尤尼斯收购失败只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