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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些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补充”。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遵循两条基本的准则。•当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有些理论有问题时，以及一些马克思的理论不能回答问题时，我们就有两种选择：一是用现代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来“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二是找出马克思著作中潜在的东西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两条准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以来的理论活动的基本特征。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概况•作为时代精神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有着深刻的联系。•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革命形势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0到1930年代，以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意大利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德国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为标志；•第二个阶段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标志；•第三个阶段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以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美国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标志。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1、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物化”理论•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美学家、文学理论家。青年卢卡奇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人。代表性著作有《历史与阶级意识》、《小说理论》、《理性的毁灭》、《社会存在本体论》等。•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批判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主义和教条主义解释，以人道主义精神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开创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他强调马克思学说完全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辩证法。（1）历史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起点•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的决定因素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些都存在于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所以，辩证法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而没有什么自然辩证法。他说，认识到辩证法被限定在社会历史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2）总体性是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恢复了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位置。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是历史的总体，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也就使人类社会实践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寻求人的自由解放和价值的实现的哲学。（3）物化批判是历史辩证法的主题•在卢卡奇看来，尽管商品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但是，直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商品交换形式才处于支配地位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物化现象。•所谓物化，主要是指“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换言之，就是指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劳动成果或人的造物变成了某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力量。•物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它是发达工业社会所有人的普遍命运。也就是说，不仅这个世界是陌生的、不可控制的，就连主体本身、人本身也变成陌生的、不属于自己的商品。•“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在这个世界上，包括人的关系在内的一切都被物化了，并形成了物化意识。•所谓物化意识，就是指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物化意识作为物化普遍化的最直接的后果，支配着所有人的精神和心理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就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破除麻木虚幻的物化意识。（4）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拯救主体是历史辩证法的目标•卢卡奇认为，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对自己社会历史地位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但大多数阶级只有自发的阶级意识，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才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所以，从狭义来说，阶级意识特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是一种关于人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自觉意识，关键在于对总体性的渴望。•卢卡奇指出，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经济、政治上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觉悟程度就成为决定革命的关键性因素。所以，以无产阶级的内在转变、自我教育为内容的意识革命，在无产阶级总体革命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所谓总体革命，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方面转变，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不仅要改变现存经济制度、政治体制，而且要根本克服物化、实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2、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20世纪共产国际著名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命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长期身陷囹圄，在狱中写下著名的《狱中札记》。（1）“政治社会”或“国家”与“市民社会”•葛兰西在考虑无产阶级夺取国家领导权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广义国家概念（以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狭义国家概念），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具有两个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所说的‘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采取的是暴力形式；而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等构成，以意识形态或舆论的方式发挥作用。（2）“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不仅要夺取国家政权即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而且还要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他甚至认为，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有着一套成熟的自我调节和维护的统治机制，使得无产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屡遭挫折，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在市民社会的各个环节中逐步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然后才有可能在适当时候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葛兰西看到”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不同步性，即在一个阶级控制着政治霸权时，文化领导权可能并不在它的手里；另一方面，当一个阶级试图获得政治霸权前，它必须先获得文化领导权。•政治霸权和文化领导权的不同步，洞开了一种历史可能性，即一个弱小的社会阶级完全可以依靠其文化优势，控制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为随后的革命创造条件。只有这样，革命才能获得道义性和合法性，也才能够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完成本来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才能完成的社会政治革命。二、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流派。它由一群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组成，拥有自己的研究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刊物（《社会研究杂志》）。•这个学派在理论上继承了卢卡奇等人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吸收了现代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在实践上重视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多学科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1、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犹太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写作者之一。他用自己的作品建立了一种将哲学沉思、诗性体验以及宗教神秘主义融为一体的写作的范例。主要作品有《德国悲苦剧的起源》、《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历史哲学论纲》等。（1）救赎的寓言•《德国悲苦剧的起源》是本雅明耗费十年心血完成的讨论德国17世纪巴洛克时期悲苦剧的理论著作。•古典悲剧以神话为基础，表现英雄牺牲的仪式；巴洛克悲苦剧则展示世俗人的悲惨境遇。•悲苦剧产生于当时“三十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剧作家从现实的残破的废墟般的世界中看不到规范、和谐和意义，于是通过灾难性、零散性、片断性、破碎性、不连贯性的艺术形象来加以表现。如借舞台上呈现的废墟、死亡、尸体等形象，高度风格化地暗示尘世的一切是悲惨、破碎和无意义的，从而寓言式地展现了从废墟和死亡之中升起生命的救赎。•这本书是“为了一个被遗忘和误解的艺术形式的哲学内容而写，这个艺术形式就是寓言”。•本雅明在17世纪的悲苦剧中看到了与20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的某种相似性，进而看到了两个时代的相似性——衰微、破碎、灾难、痛苦。（2）现代“文人”形象•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本雅明根据他所钟爱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用飘忽不定的线条，勾画了现代“文人”的形象。•首先，本雅明在密谋者策划起义的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发现了文人的形象。他把文人和密谋者一同归入了“波希米亚人”（浪荡游民）一类：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由偶然事件所支配，毫无规律可言，他们是种种“可疑的人”。•那些让波德莱尔着迷的密谋家在马克思看来无异于一群“革命的炼金术士”，他们无条件地发动起义，把“革命”变成一种“即兴诗”。•波德莱尔与密谋家的真正的关联也许并不在于他也加入了他们的活动。本雅明把波德莱尔视为一个“同语言一道密谋策划的人，他在诗里调遣词句，计算它们的功效，就像密谋者在城市的地图前分派暴动的人手”。•本雅明进而把波德莱尔的朝三暮四的艺术宣言同密谋者突然的举动以及第二帝国令人猝不及防的政令联系起来。•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的政府爪牙之一便是“十二月十日会”，在马克思看来，它是由“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为‘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组成的。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继续保持他的密谋习惯。惊人的布告、神秘的流言、突然包围和令人捉摸不透的反语是第二帝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波德莱尔今天高喊“为艺术而艺术”，明天则鼓吹“艺术与功利不可分割”，并不是在标新立异、追逐时髦，而是显示一种姿态——自己作为文人的自由。•文人与“波希米亚人”一样享有一种自由，但这却是一种失去任何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本雅明暗示，这便是摆脱作为一件商品的存在所需付出的代价。•文人随着“浪荡游民”进入了“游手好闲者”的行列。“游手好闲者”是大城市的产儿，他们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游手好闲者”与完全被机械化的作为芸芸看客的“大众”不一样，他“需要一个回身的余地”，他与任何秩序或分类格格不入。•“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最后，本雅明还在波德莱尔笔下的“拾垃圾者”的形象中看到了文人。•“拾垃圾者”“在大都会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的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把东西分类挑拣出来，加以精明的取舍，他聚敛着，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更进一步，本雅明看出了波德莱尔的意图——把拾垃圾者的活动视为诗人的活动的夸张的隐喻：“两者都是在城市居民酣沉睡乡时孤寂地操着自己的行当，甚至两者的姿态都是一样的，诗人为寻觅诗的战利品而漫游城市的步子，也必然是拾垃圾者在他的小路上不时停下来，捡起碰到的破烂儿的步子。”（3）“灵光”消逝后的艺术作品•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机械复制艺术论，认为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复制艺术的诞生，使得传统艺术的“灵光”消失了，引起了艺术的功能、价值的根本改变。•“灵光”（Aura）这个概念，在本雅明那里含义复杂而模糊，同距离感、崇拜价值、本真性、自律性、独一无二性都有联系，用来泛指传统艺术的审美特征；而机械复制艺术则指能用先进技术、机械手段进行大量复制的现代艺术作品。•他认为，传统艺术作品如一幅名画具有“当时当地性”，即某种“独一无二性”，这种“独一无二性”构成环绕作品的灵光圈；但现代技术如摄影等却可以使作品无限多地复制，这样，原作的本真性、惟一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