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特征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特征分析内容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但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是基础性、深层次性的风险，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本文立足于社会结构视角，详细阐述了社会层面的各类社会风险，深入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文章最后指出改善民生是化解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根本途径。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结构；特征；民生一、社会结构：社会风险研究的新视角社会风险，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风险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由此引发了研究者对社会风险的关注和探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已经步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正如贝克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1〕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2〕”。社会风险已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而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并列的一个子系统。相应地，社会风险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而引发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3〕本文使用的是狭义层面上的社会风险，指社会领域中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其本质是损失的不确定性。简言之，社会风险就是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现阶段的中国已进入社会的高风险期，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中国都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还存在着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故障所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风险，这一类社会风险属于基础性的、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些风险的连带性极强、波及面广，会促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4〕毋庸置疑，对这类来自于社会结构层面的风险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结构层面的社会风险研究，主要是涉及一些较为具体的社会风险，如贫富分化、群体性事件、社会公共安全、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汲取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探索。一是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对社会风险进行了系统性的分类，并对各类社会风险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二是深入地剖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所具有的独特性。二、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社会风险狭义上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稳定关系及构成方式，它包括制度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内容。社会结构是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或产生病变时，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容易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会问题就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就会增大。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当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风险和文化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一）制度性风险现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关于制度性风险，目前学界通常理解是由于制度变化太快，产生不确定性而带给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这实际上并非制度性风险而是人们的行为风险。〔5〕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它具体表现为现有制度的不公正、缺乏新的制度应对风险、制度规则运转失灵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如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滞后、腐败问题等。1．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产物，但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来调节收入差距，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然而在现阶段中国，制度安排的不公正或缺失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如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风险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1）基尼系数越来越高。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在实际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6〕（2）城乡差距逐步拉大。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995年的2.46倍扩大到2006的3.28倍。〔7〕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达到6：1。〔8〕（3）区域差距明显。近年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较快发展。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当明显，东部地区的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是西部与中部的2.03倍和1.98倍。〔9〕（4）社会财富日益集聚。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测算，2007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20％收入组的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20％收入组的17.1倍。〔10〕另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08年中国资产超过千万的富翁约有30万人，共持有8.8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这相当于中国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万亿元的29%。〔11〕这种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引起了广大公众强烈的不满。据《人民论坛》的千人问卷调查显示：68.45%的受调查者表示目前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例。对目前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公众表示难以接受。〔12〕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直接后果便是制约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导致经济内需的不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总之，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引发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因素，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经济增长的认同，容易引起心理不平衡，潜伏社会动荡的危险。2．社会保障滞后社会保障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和减振器。它可以保障每个公民最基本平等的生存权，消除或缓解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国重经济政策而轻社会政策，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人的基本权利的发展状况，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13〕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532美元，已基本与西方发达国家1960的水平大致相当，而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仅占GDP总量的4.16%，远远低于这些国家1960年的支出水平。〔14〕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不断增加，但社会保障的总量依然不足，且还存在不公平之处，例如大部分农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接近53％，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仅只有5.7％的覆盖率。〔15〕这种社会保障的缺失会使得民众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民众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损害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可见，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3．腐败问题严重制度的缺陷和规则的失效往往为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正如温家宝所指出“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重要原因在于制度不完善、体制机制有漏洞”。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它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中国官方数据统计，腐败所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竟高达14.5%-14.9%。〔16〕近年来腐败涉案金额出现直线上升趋势，2006年统计案件中，涉案金额平均值为835.66万元，2007年涉案金额平均值为3506.43万元。〔17〕（2）加剧社会的不公。目前因权力所造成的不公现象却越来越多，造成了人们的极大不满。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96.11%的受调查者表示“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18〕可见，腐败问题如果不能真正从制度上加以妥善解决，就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诱因，危及社会的稳定。（二）阶层性风险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合理、适当的社会分层和差距既可以激发社会的活力，又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但如果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风险就是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这些群体主要包括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据估算，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多。〔19〕他们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生活状况不容乐观；政治上话语权越来越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渠道有限，对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民主权利意识较为缺乏。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意味着三大严重后果：削弱党和政府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加政治风险；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削弱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根据“短板效应〔20〕”理论，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否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状况，而是最终取决于社会底层群体的风险承受力和生活改善状况。这些群体对经济下行、生活水平下降的承受能力最为敏感脆弱，容易产生消极、失望等不满情绪，一旦受到特定情景、特殊事件的刺激，就可能爆发较大的社会危机。2．中间阶层发育缓慢在社会冲突理论中，中间阶层是最稳定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的缓冲带。首先，当中间阶层成为社会主体，可以缓解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其次，中间阶层代表社会温和的意识形态，极端的、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再次，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它能够保证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21〕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越高，社会也就越稳定。但从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来看，这一阶层主要包括经理层、专业技术人员层及私营企业主层等群体，所占比例还很小，规模大约占就业人口的15％，今后每年将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2〕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高达80％左右。对于中间阶层稳定社会的作用，亨廷顿曾有过形象的比喻，“中间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23〕可见，中间阶层发育缓慢是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面临的又一重要风险。3．精英群体的结盟精英群体主要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大群体。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人群，所占比例大约为4.7％左右。〔24〕当前，精英群体利益结盟的风险已经日益凸显，“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和“官员博士化”都是利益结盟的一些具体表象。一项调查显示，有28.8％的私营企业主人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25〕精英群体结盟的后果之一就是降低社会的流动。改革之初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相当频繁，“精英循环”的可能性较高。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变化之一就是权力阶层的优势依然保持，新兴的经济精英要么来自于“再分配”时期的权力阶层，要么与权力阶层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即出现精英的再生产。〔26〕而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27〕精英群体结盟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垄断利益和以权谋私利益的出现，并形成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这些会直接损害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引发广泛的公愤，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三）文化心理性风险文化心理性风险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形成各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心理层面的各种风险。亨廷顿曾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会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28〕换言之，经济的增长并未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极易民众心理产生极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