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及危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及危害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这些“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第二、在革命形势问题上，认为革命形势处于高潮，应不断进攻；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第四、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第五、在军事上，采取军事教条主义，搞阵地战。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作为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的特点决定了的。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充分，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文化程度较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较困难，对于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缺乏识别和判断能力。由于党内一部分同志没有对教条主义错误的判断能力，对言必称马列的人奉为钦差大臣，不敢提出异议，一定意义上的盲从使教条主义畅通无阻。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如此之艰巨，敌人是如此之强大，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弱小，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模糊认识，使左倾错误在这些同志中很容易引起共鸣。党内斗争的不正常的方式，使一部分同志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方法问题是内部矛盾，是好心办了错事，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立场问题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是不能原谅的。在实际工作中，对所谓犯了右的错误的同志往往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处置，这种错误的处理办法使许多人宁左也不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发展。教条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无论在革命或是建设时期，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具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东方大国，经济上相对落后；文化上传统上有东方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中共党史上的左和右左与右本意是表示方位的，但在中国古代却广泛用于表示人的尊卑贵贱。其基本规律是：自夏至春秋，以左为贵,用兵打仗则贵右；战国、秦汉时，以右为贵；汉以后至宋以左为大；元朝以后尚右；明朝以后五百年又尚左。左与右出现在政治上，始于近代法国大革命。1789年5月，法国召开三级会议，贵族、僧侣坐在右边，第三等级坐在左边，形成意见对立的左右两派。稍后，欧洲很多国家议会以议长坐椅为界分为左右两派。就一般情况而言，左派是指激进、革命或进步的个人、团体或政党；右派是指保守、反动或落后的个人、团体或政党。当左加引号时，指在观点、思想、言行、政策、措施、态度等方面矫枉过正、形左实右、脱离实际、夸大主观意志，近于疯狂的表现。在不同时期，左与右的表现形式不同：洋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顽固派，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就是我国近代史上典型的左右之争，但习惯上并不称呼左派或右派，明确称呼左派和右派则是在中共党史上，具体演变情况如下。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初-------1927年8月）国民大革命时期，年幼的共产党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加上中共“三大”没有对革命领导权作出明确的规定，因而到1927年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主要表现为：放弃对工农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阶级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至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八七”会议纠正了这一错误，但又滋长了“左”的情绪。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由于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以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党内一度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表现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在革命性质上，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认为革命战争潮流不可能低落，要求继续进攻。由于这在实际行动中招致了很多失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使“左”倾错误很快停止。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1930年9月）从1929----1930年间，国民党军阀混战不断，这给红军和根据地以不断发展的机会，但随着形势的好转，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要求各地准备马上起义，进攻中心城市，结果造成了严重危害，六届三中全会将其纠正。四．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1月——1935年1月）30年代初，由于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倾错误，加之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支持，党内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政治上推行城市中心论，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军事上进攻时冒险、撤退时逃跑。这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到达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和军事上彻底纠正。1942年延安整风又从思想上清算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高度统一，确立了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五．（建国后）“左”倾错误的初步发展：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反右倾斗争（1957——1962）50年代中期，中共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整风，但受苏共“二十大”和国际形势恶化的影响，加上党对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结果演化为反右派斗争，并严重扩大化。具体表现为：经济上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总路线”，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上将反右斗争的性质由人民内部矛盾改为敌我矛盾，篡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次矛盾的正确论断。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左”的错误继续发展，直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才对“左”的错误和冤假错案进行了局部纠正和评反，全面评反则到了1979年7月。六．“左”倾错误的严重恶化：十年文革（1966——1976）进入60年代以来，毛泽东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为防止党变色、国变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经济上损失惨重，累计达5000亿元，并进一步拉大了中西方之间的发展差距；文化教育方面是重灾区，据统计，教育方面少培养了数十万研究生、百余万大学生和二百多万中专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难以估计的；政治方面个人崇拜盛行，民主法制建设遭到破坏，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场浩浩才宣告结束，但“左”倾思想并未立即纠正，针对当时的形势，《光明日报》发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左”的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小平同志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危害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这些“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第二、在革命形势问题上，认为革命形势处于高潮，应不断进攻；第三、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第四、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第五、在军事上，采取军事教条主义，搞阵地战。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严重地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作为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的特点决定了的。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充分，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文化程度较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比较困难，对于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缺乏识别和判断能力。由于党内一部分同志没有对教条主义错误的判断能力，对言必称马列的人奉为钦差大臣，不敢提出异议，一定意义上的盲从使教条主义畅通无阻。急于求成的思想在党内有一定的市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如此之艰巨，敌人是如此之强大，革命的力量是如此之弱小，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模糊认识，使左倾错误在这些同志中很容易引起共鸣。党内斗争的不正常的方式，使一部分同志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方法问题是内部矛盾，是好心办了错事，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立场问题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是不能原谅的。在实际工作中，对所谓犯了右的错误的同志往往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处置，这种错误的处理办法使许多人宁左也不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发展。教条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无论在革命或是建设时期，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具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东方大国，经济上相对落后；文化上传统上有东方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