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谈中共建党的背景

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谈中共建党的背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之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两个突出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深入观察和思考，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1919年6月11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遭到反动当局逮捕。陈被捕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慑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陈独秀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离京必须报告。对此，陈独秀未予理会。应汪精卫、章士钊邀请，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在武汉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引起湖北官吏惊骇，命令陈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傍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一回到住处，警察就登门“拜访”。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据李陈二人的朋友高一涵回忆，当时正值年底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之际，李大钊找了几本账簿，装扮成账房先生，陈独秀找了一顶毡帽、一件油背心，装扮成老板，两人雇用了一辆骡车，假装收账的样子，从朝阳门离京南下。由于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沿途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让陈独秀张口，以免露出南方口音。就这样，二人顺利到达天津，陈独秀立马购买外国船票，坐船前往上海。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二人谈话的内容旁人难以知晓。但这次分手后，二人相继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确是事实。这就成就了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