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历史地位及特点

清朝的历史地位及特点清朝（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经十二帝，享国267年。历史地位一、政治方面（一）清朝国家管理制度完备，机构设置完善。首先，清朝的中枢权力机构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内阁是清朝的最高行政机构，但只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在清初，真正的中枢权力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氏族军事民主制的残留。清入关前，凡军国大政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入关后，这一传统被继承了下来。这种满族贵族专制的形式，不仅和欲独揽大权的皇帝相抵触，而且也不利于清政权进一步争取各族特别是汉族官僚的支持。加之后来议政王大臣“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事务”的实际情形。所以，康熙时又在宫内设南书房，简选才品兼优的词臣充任，皇帝特诏密旨多命南书房撰拟，从而削弱了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雍正帝即位后，对诸王的军政权力进一步限制和剥夺。雍正七年，为方便及时处理西北地区与准部的作战军务，始设置军需房，以亲王、大臣充任。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雍正十年三月，颁军机处印信。军机处承旨办理机务，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诸王参预政务的权力。此外，清在继承明制及历代传统制度的基础上还有很多独创。如，八旗制，集军事、政治、经济与民政为一体，在清开国及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后，其功能虽有所变化，但在社会生活中，仍是政治核心。在六部机构中，设满汉尚书复职，有利于满汉民族的协调一致；设理藩院，专管各少数民族事务。清以前，从不曾设过类似的机构。还有内务府之设置，专管宫廷皇室事务，订有严格家法，对诸王贝勒及皇室之人管束甚严。故有清一代，没有皇室之乱。清朝的法制健全、法规严格，如，对各级官员的考核、奖惩等，皆有细密的规定，并严格执行。如，清朝根除了宦官之祸。历史上，以汉、唐，特别是明朝的宦官之祸最为暴烈，但在清代没有重演。历代常发生后宫干政、内侍宦官外戚党同伐异的悲剧，在清代都没有发生！历代主要是开国之时，大量封同姓王，亦造成政治动乱。如汉，如晋，如元，如明等，皆封皇室人为王，钖土而成独立王国；如唐，重藩镇，掌兵权，成尾大不掉，以至成乱。清朝用制度规定，保证不会发生此类祸乱。如，清朝也给皇子与至亲的同姓封王，但只给王的爵位，不给封地，且不准出京。封王后，如命掌某部门长官，才算有权。否则，只是吃国家俸禄的一个闲王而已。在清代，即使个别人有过专权的事发生，但也很快就予以解决，没有变乱。因此，清朝统治集团长期保持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民族关系处理得最好。如蒙古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清朝给予特殊的政策，结成特殊的关系，因此，直至清亡，蒙古族始终保持安定，与清朝相始终。至于东北各民族则是清朝的稳固的可靠后方。其他各民族都承认清朝的统治权威，保持长久稳定。（二）建立一国多制的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是有清一代伟大的政治实践之一。清以前历代对边疆地区没有真正地管起来，筑长城，设塞垣，分“此疆彼界”。因为不在这里设置行政机构，就无法实现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清代与历代之大不同，突破历代传统做法的极限，第一次将秦始皇创建的郡县制推广到长城以外，根据不同的民族地区，实行不尽相同的行政管理体制。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在西方、在东方，也不论实行何种体制，都无例外地直属中央王朝的国家机关。历代原先在边疆实行的“羁縻制”便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清朝在边疆地区的设置，大致分列如下:在东北地区，实行将军衙门管辖下的旗民分治之制。在原明辽东地区，现今为辽宁省境，设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在吉林，设镇守吉林等处将军；在黑龙江地区设镇守黑龙江将军。显然，在东北地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管理体制，即“以军署为长官，以州县为之僚佐，即以治兵之职辖理民官”。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管理制度。早在关外皇太极时期，就开始把八旗制推向内外蒙古地区:先在内蒙相继设49旗，又以若干旗设为一盟，共为6盟，这就是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至乾隆十年(1745)，又设呼伦贝尔总管，统辖巴尔虎、索伦、鄂伦春、达斡尓各部落。将原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等三部与赛音诺颜四部编为四盟，析为86旗。唐努乌梁海编为5旗46佐领、两个总管；在天山南北路，将厄鲁特蒙古编为13旗，设6盟。新疆地区实行将军府管辖下的多元行政管理体制。在彻底平定新疆之乱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总辖全区的军政大权。其下分设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管理大臣等级官职，分驻新疆各中心城镇。在回部即南疆，只用其旧名，如阿奇木伯克(总管)、伊沙噶伯克(协理)、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钱粮)、商伯克(征输粮赋)、哈子伯克(掌诉讼)。这些官员，以往或当地推举，或父子相继。经清改制后，原制废除，一是各级官员统由朝廷任命，二是各级官员皆听伊犁将军管辖。三是中央派兵分驻各个城镇。不仅如此，还针对民族之不同，在其聚居区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如，在北疆，还住有蒙古人及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公等，即实行扎萨克盟旗制度；在这里，部分地区又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等等。西藏约在元代正式进入中国领土版图，经明代，与中原王朝保持隶属关系，通过定期朝贡和接受元、明朝的赐封，把这一隶属关系延续下来。清朝与传统做法完全不同，它突破朝贡制的局限，于雍正五年(1727)，在西藏设“驻藏大臣衙门”，由中央直接派官按任期驻藏，代表朝廷行使国家主权，监督国家政令执行。自此，驻藏大臣为常设机构，当班禅或达赖故去，选择新的灵童转世时，驻藏大臣掌控全过程。清朝在西藏建立的这一管理体制，加速了西藏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实为一个划时代的开创！台湾。在清以前，历代没有一个王朝在台湾设置郡县。于康熙二十年受降台湾郑氏政权。是否放弃台湾，是否在此设治，中央内部争议甚大。最后，还是圣祖决策，既保留台湾入版图，又要设治，有史以来，第一次创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中央派官治理，驻军守卫。由此，台湾进入与大陆一体化的时代！（三）开疆拓土，“主权领土”达到中国历史疆域高峰，为当代中国确定了版图规模。中国疆域，历经千百年的发展与变迁，至清代始告最后形成。自秦以降，至清以前，开疆拓土，中国疆域扩大，以汉唐两朝为最。唐以后，元朝疆域最大，但它的部分疆域属军事占领的性质，不完全具有法理性的“主权”；还有，在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仍实行“随俗而治”的朝贡制，严格地说，还不是“主权领土”，仅表明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朝的疆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广大。就实际而言，元朝真正拥有主权意义上的领土，并未超过唐代的水平。明是继元朝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的王朝。由于顽固坚持“华夷之辨”的陈旧观念，与“三北”游牧、渔猎民族处于严重对峙，既不能统一，更不能向外开拓，所以，它实际拥有的疆域十分有限，比之汉、唐及元代，皆有收缩。在这方面，明朝对中国疆域的发展并无贡献。清以前，历代的领土主权意识皆集中于华夏本土及设治的边远地区，对其周边的少数民族的领土意识甚为淡薄。与此相反，清朝的领土主权已是大为增强:一方面，清朝以确定的制度并具体实施管理来宣示国家对其领土的控制权，表明国家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当所属领土遭到侵害，清朝不惜代价来保卫其主权。清朝全盛之际的疆域西起巴尔克什湖以东、以南与帕米尔高原，接中亚细亚；东则库页岛、日本海、东海、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北至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兴安岭至鄂霍次克海；南抵南沙群岛曾母暗沙；西南至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广袤而辽阔的疆域，其陆地面积达1300余万平方公里，确已达到了中国疆域发展的顶峰。现在，我们可以判定:清朝的疆域，已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极限。为历代王朝的疆域所不及！特别是，清朝所占有的疆域，皆属拥有国家主权的领土，并非如历代还包括“羁縻”地区。在这一辽阔的土地上，由一个统一的王朝———清朝行使管辖权，共治50多个民族，与今日56个民族相差无几，人口约达3亿。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建立一代王朝，并取得如此巨大、如此辉煌的成就，超越了清以前任何一代王朝，而为当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奠定了基础。（四）“除贱为良”，是深具社会发展与进步意义的一项社会改革。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等4种人构成社会的主要成员。除此，还有乐户、堕民、蛋户与世仆等4种人。他们处社会最底层，从事诸如乐工、官妓、演戏、逐鬼、抬轿、说媒、为人耕地、服侍主人、帮办喜丧等“贱业”，故被称为“贱民”。他们世代传承，不得改从其他职业，亦不得为官，不能与其他阶层的人通婚，只能在“贱民”中联姻。其处境与奴隶无别，皆不入为户籍。这种“贱民”制已延续了近千年。至雍正时开始改革。世宗自雍正元年(1723)始，七八年中不断下达改革指令，相继取消四种“贱民”身份，“豁免为良”，变为自由民身份，允许重新择业，并鼓励投身农业生产。“贱民”的存在，是农奴制的残留。雍正改革将其最后残余铲除掉，无疑是对这部分人的社会解放。（五）赈灾、减赋、普免全国钱粮，其数额之巨，规模之大，受惠之广，皆创中国历史的最高纪录。历代王朝都把赈灾与蠲免钱粮看成是统治者的一项德政，都在这方面有所行动，但能做到清朝的水平，却是罕有可比者！圣祖说得好:“欲使群生乐利，比户丰盈，惟频减赋蠲租，庶万姓得沾实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据统计，从1662—1703年，全国所免钱粮，累积达到9000万两，相当于康熙初三个财政年度收入的总和！仅1703—1705年，三年间，就蠲免钱粮达1600余万两，相当一年财政2700万两的一半还多。可以说，年年乃至月月皆有蠲免！至1712年，更作出一项惊人决定:自1711年为始，三年之内，全国地亩人丁赋税全免一周，总共蠲免新征与旧欠银3206.69万两。比1711年全国收赋税2990多万两还多出200多万两！仅此一项，已为清以前任何朝代所不及。康熙之后，又有雍正朝之蠲免，姑从略，至乾隆，将蠲免之举推上了顶峰。乾隆六十年中，共有5次全国蠲免钱粮，即乾隆十一年(1746)、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嘉庆元年(1796)，共蠲免各省钱粮为1.4亿余万两。除此，还3次全免江南各省漕粮，总计1200万石，值银1200万两。两大项合计，共1.52亿两。他们为何大规模蠲免呢?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圣祖说:“蠲免为爱民要务，征取钱粮，原为国用不足，国用若足，多取奚为！”高宗同样说得深刻:“朕思海宇乂安……莫先足民。况天下之材，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他们的说法，贯通了一个共同的思想，这就是国家之财原本为民所用，要让人民安乐，莫先满足天下百姓的需要！他们说得好，做得更好！因而大得民心。乾隆十年(1745)下令全国蠲免，消息传到江南，一片欢腾。时人江苏昆山龚炜著文写道:“诏下之日，万方忭舞。”晚清著名学者王庆云总结清朝蠲免政策给予高度评价:“本朝丁田赋役素轻，二百余年来，未尝增及铢黍，而诏书停放，动至数千百万。敛从其薄，施从其厚，所以上培国脉，下恤民依，岂唐宋以来所可同年而语哉！”这一总结性的评价，完全符合清朝实际，亦属公允。（六）逐步开放，为建立一个近代的现代化国家打下了初步基础。清与历代之不同，如上所举。尤其清所处时代，为历代所未曾经历。如所共识，清朝保守、闭关。但在西方的进逼下，逐步开放，陆续与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接受并引进西方科技与经营管理制度。诸如铁路、火车、轮船、电报、邮船、印刷机、留学教育等，纷纷兴办。仿西方，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各新式部门与机构也纷纷创立，对旧制有所改动。这一切变革，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开辟了通路，打下了初步基础。我们揭露、批判清朝落后，十分必要；但也须看到清末虽受财政不足之困，仍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实具时代变革的意义。（七）清朝的科举制度在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完备。李世愉先生在其《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一书中指出以下几项清代科考重要的制度：1.《童生试中的审音制度》，就防止童生冒籍跨考而主要施行于顺天府的核对口音，以及入籍是否满二十年的制度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一实行于康熙前期而在乾隆成为定制的防范措施，曾起到一定作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