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交

1绪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这样的世界政治形势下建立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已大为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威信大为提高、民族民主进步力量大为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以及美苏之间存在着冷战。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新生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端，它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习新中国的外交，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中国当代外交的性质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从长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中由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国家。中国的外交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又是刚摆脱被压迫民族地位的国家的外交。从80年代起，中国的外交又是一个按照中国特色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外交。新中国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奉行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展开的。但是，外交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同对方打交道。任何一方如果单纯地突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展开外交关系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国当代外交史充满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它们又是符合外交特点，即按照外交所允许的形式表现出来。新中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所展开的外交在性质上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新中国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诞生，有强烈的独立自主的品格。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热爱和平是其本性。新中国遵循马列主义“革命不能输出”的基本原理，明确以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为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历史的必然，是国家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要求。二、中国当代外交的立场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大，政治上有革命传统，新中国的诞生鼓舞了亚非等地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削弱了帝国主义，使战后初期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民主进步力量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动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大大有利于前者的变化。新中国的诞生有力地打击给了帝国主义战争力量。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新中国的诞生使世界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阶段。国际关系中存在有三大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在新中国诞生时所面对的国际矛盾关系中，需要认识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带有根本的性质，这一对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垄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国际上的反映。在1947年出现美苏冷战和对峙之后，这对矛盾集中地以美苏矛盾表现出来。新中国没有忽视这种根本性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强调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称之为“一边倒”。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属于“十月革命”之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国际上的最根本矛盾，也是长时期里的最主要矛盾。1989至1991年，东欧转轨和苏联解体，世界上的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削弱，标志着战后一个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和进入另一个大的时期。三、中国当代外交以和平与进步为根本目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在序言中载明：“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中国外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使自己的维护世界和平的行为，包含了某种促进人类进步的意义。新中国诞生时，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并竭力企图遏制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进步潮流，为此进行殖民战争、侵略战争，并喧嚣着要对苏联进行大战。当时中国人民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站在了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并对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这说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事业，必须反帝并壮大社会主义力量和支持被压迫民族，而这符合人类进步的要求。此外，中国倡2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着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和平等互利等项重要内容，这在中国是一种自律，对于侵略和战争势力则是一种断然的否定，这也符合进步的要求。当代中国外交，很大程度上受到美苏关系的影响。我们学习当代中国外交，不能不对美苏关系作一简单回顾。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美国一直到1933年才承认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元旦，美、苏、中、英等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共同作战，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结成联盟。但是，战争结束后美苏联盟破裂，转变为冷战和争霸。一、斯大林时期的全面冷战时代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推行全球扩张政策。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既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张势力的宣言书，也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全面冷战的宣言书，又是冷战全面开始的标志。美苏冷战，使美苏由盟友变成了敌人。美苏冷战，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在经济上互相封锁；在军事上，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1955年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建立，美苏在冷战中形成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对峙局面。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二、赫鲁晓夫的有限缓和政策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开始调整苏联的内外政策，提出同美国平起平坐、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60年代初，美苏两国在欧洲的争夺导致柏林危机重新激化。这次危机虽以苏联放弃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而缓解，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把人类带到核战争的边缘。经历两次危机后，为了维持日益受到挑战的两极世界格局，赫鲁晓夫提出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竞赛、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他强调在核时代，在重大问题上实现美苏“和平合作”。他表示苏联完全准备促进苏美关系的好转，消除苏美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赫鲁晓夫对美实施有限缓和政策，主要是由于当时苏联深深感到自己的实力不足，1962年苏联仅有75枚洲际导弹，而美国差不多有300枚。特别是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使苏联不仅看到迷信核武器、实行核讹诈政策的局限性和巨大风险，而且感到不能随意挑战美国的重要利益。苏联需要争取时间，大规模扩充战略力量，奋起直追，以便在军备竞赛中取得与美国相当的地位，再与之较量。另一方面，苏联对于更多国家获得核武器从而打破核垄断的前景更为担心，在这方面与美国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利害关系。同时，苏联经济进入60年代，出现了新的困难。60年代上半期，苏联国民收入、工农业生产等增长率都比50年代显著放慢，农业问题最为严重。赫鲁晓夫的调整改革亦屡遭失败，其刺激作用已趋消失，“赶超美国”的神话无法实现。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苏联需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并发展对外贸易往来。此外，中苏关系恶化也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产生很大影响。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破裂，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为避免两线出击，苏联转而致力于缓和对美关系。赫鲁晓夫时期，苏美两国虽然继续在一系列问题上明争暗斗，竭力扩充势力范围，但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达成了妥协与合作。1963年8月，苏美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止核大国扩散协议，并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同时，苏联利用这一暂时缓和的时机，积极为下一轮霸权争夺作好准备。到60年代末，苏联取得了与美国战略上的均势，改变了美国独占核优势的局面。三、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1971年8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事实上，这只是苏争霸世界的一种手段，主要是通过谈判制约对手，削弱对方，保持与发展自身优势。这并不限制苏联的扩张，而是用和平方式发动的攻势战略。苏联“缓和”战略的实施利用了当时有利的国际条件。首先是美国力量的没落和尼克松主义的出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解。其次，西欧的崛起使得美国对欧洲盟国的控制能力减弱。同时，正当美国长期陷于越南战争泥潭、国力开始没落之时，苏联却大力发展了战略核武器。至1972年，苏联拥有的战略核武器总数已超过美国，使美国失去了对苏联的核优势。在常规兵力和多数常规武器方面，苏联比美国有优势。经济上，苏联与美国的差距也不断缩小。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值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31％和30％；到1970年，已分别上升为美国的65％和80％。苏联凭借其军事实力和经济潜力的增3强，为了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70年代对外采取了进攻性的扩张战略，主要是集中对西方发动“缓和攻势”。在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促进欧洲局势的“缓和”，离间西欧与美国的关系，削弱美国对西欧的控制。另一方面，苏联企图借助西方缓和、苏美关系改善的有利时机，利用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此外，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同毛泽东会晤后，苏联一直想驱散美国同中国建立针对俄国的轴心的可能性。而且随着核能力的扩大，中国对苏联的威胁与日俱增。苏联意识到它经不起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受到攻击，因而极力谋求缓和西线压力、加紧同美国拉关系。勃列日涅夫时期，苏美关系的缓和主要体现在两国首脑互访、会谈以及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协议等。1972年5月尼克松总统访苏标志着苏美关系“缓和”高潮的到来。此次会晤中两国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等文件，这意味着美苏的战略核力量大体上保持均衡，并承认任何一方都不得享有单方面的战略优势。此后，两国首脑又多次进行互访和会晤，就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等问题达成协议。与此同时，苏联同美国的贸易额也由1969年的不到2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43.17亿美元。而且，苏联还同联邦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大规模发展工业合作，得到大量贷款、先进技术和工业设备，加快了经济的发展。总之，这一时期苏联的战略虚实结合，目标明确，基本上达到了预期设想，使苏联70年代在世界的影响达到顶峰，这是推行实力政策的结果，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患。四、戈尔巴乔夫高举“新思维”，大力改善对美关系1985年11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重新开启了中断多年的苏美最高级接触。它标志着苏美关系开始突破战后几十年的“冷战”模式，进人了一个以缓和与对话为主的新时期。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苏联国内已是危机四伏，最主要的是经济困难。至1985年，苏联经济已持续20年不断下降，大大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造成一系列社会危机。经济困难对外交政策形成了很大压力，严重威胁着苏联的国际地位。戈尔巴乔夫认为，加强苏联国际地位的最好方法就是改善国内经济状况。为了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在外交中积极推行其国际政治“新思维”理念：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价值优先，用政治对话代替军事对抗，从力量均衡转向利益均衡。并据此提出苏联外交的两大任务：一是为苏联的国内改革和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为了全面落实外交“新思维”的构想和主张，从1985年3月起，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主要是缓和苏美关系，降低双方军事对抗水平，进而结束东西方冷战。为此，苏联在多方面实施收缩战略，主动提出裁军、撤军，其中包括1986年提出的15年内分3个阶段“完全销毁核武器”和“建立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体系”等涉及全球的重大建议；1987－1991年苏联从东欧和蒙古共撤出22.3万部队及大批武器装备。由于苏方的努力，“新思维”外交使苏美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双方由对抗转为对话。苏美双方剑拔弩张的全面对抗开始让位于频繁不断的高层对话和某些领域的互谅合作。此外，苏联与整个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缓和，西欧各发达国家开始为苏联提供其国内改革和建设迫切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甚至愿意提供克服眼前困难的紧急援助，苏联经济开始摆脱与西方经济相互隔绝的状态。而且，苏美之间以及东西欧之间军备竞赛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苏美两家和欧洲各国都采取了某些实质性的裁军步骤，全世界共同期待的核裁军终于开始成为现实。戈氏“新思维”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以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