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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部分：东汉桓帝到宋代：佛经翻译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古印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法，派僧徒四处传教，此后，西域地区国家先后信封佛教；公元5和7世纪，大批中国僧侣西行求法求经，此时正值印度佛教的极盛时期。释迦牟尼的名号梵文叫“Buddha”，音译“佛陀”、“浮屠”。“佛”是“佛陀”（觉悟者）的略称，是梵语的译音，有时译作菩提，其义为觉，意即自觉，觉人与觉行圆满也。“释迦牟尼”亦为梵语译音，其意为能仁，意即他德全道备，能济万物也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创始人为印度的释珈牟尼。佛教史学家一般认为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大乘。意为“大道”。其主要特点是崇拜偶像，宣扬神异，主张自度和兼度他人，认为只要信仰虔诚并坚持苦修，则人人都可成佛。在哲学上，主张“法我皆空”，即主观的真实性与客观的真实性俱不存在。其经典主要为般苦系经典，后来的《妙法莲花经》、《维摩经》、《华严经》、《无量寿经》都被视为大乘派的著作。小乘，大乘教派信徒对原先的佛教教派的贬称。所谓的小乘，其特征是基本保持释独牟尼的遗训，主张着重进行伦理的教诲，不主张偶像崇拜，认为普通人通过修行可以“涅磐”，但不能人人成佛，在哲学上主张“我空法有”，否定事物的主观真实性，其教义的主要点是精神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因而主张广为布施，救济众生，不重今世重来世，人的一生都要为来世的幸福而积德。“浮屠”：是梵文的译音，中文称为“塔”。塔或五级，或七级，或九级，或十三级不等，为储藏经典之用神秀做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慧能大师的偈子，表现出他对佛角教义更深的领悟。佛教典故：神秀和慧能原本在同一个寺中修行，后来方丈要选择接替他的人，就把这两个人叫来，让他们各作一首偈子（就是佛教里的诗）。佛经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光辉的一页。自汉代以来，翻译工作不仅是促进我国语文发展的因素之一，而且对于我国语文的变革也有一定的影响。从翻译时间之长和翻译作品之多来说，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我国的佛经翻译始于魏汉,盛于隋唐,延至宋元,千余年中译人众多大师辈出。道安主张直译,鸠摩罗什坚持意译,而慧远则提倡折中。唐玄藏的“新译”法则被梁启超称誉为“意译直译,圆满调和”的典范。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发展，最终形成中国佛教，大致经历译经、形成学派、创立宗派三阶段。印度佛教在中国最初的传播，是与译经相联系的，最早的一批译经者，不是中国本土人士，而是西域来华僧人。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彦琮—“十条八备说”彦琮：（隋朝）历事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被誉为“翻经大德”。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少年时才思敏捷，文笔清新，能洞察幽微。十四岁受北齐重臣联名邀请为北齐的建立讲大智论。隋炀帝召彦琮入宫谈论佛法，在洛阳上林苑设立翻经馆，让彦琮在那里主持翻译。用汉文翻出的经书，有二千二百多卷。勘定了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对后世经典具有很大影响。当时，有一个印度僧人来谒见隋文帝，回国时，请求带回隋国《舍利瑞图经》和《国家详瑞录》，彦琮倾一人之力，独自将他们翻译为梵文，后在西域诸国流传很广。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彦琮的著作和译文，繁荣了东西方佛教界，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尤其是在西南诸国传播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玄奘—伟大的翻译家唐玄奘（唐朝）又名三藏，发现经文有大量的漏洞，想去印度取经，翻译完整的没有错误的佛经。于是拿着钵盂就出发了，从甘肃沿着丝途之路往西走，经过重重边关，几生几死，穿过沙漠往东走。玄奘法师在艰难困苦中跋涉一年,在公元629年到印度,开始梵文的学习和佛法的研究，在印度学习13年，成为印度佛界大禅法师，开坛讲经。取回的经卷707卷，中途遇险丢失50卷,经卷的丢失成了唐玄藏一生的遗憾。回国后，唐玄藏在慈恩寺用19年的时间译出75部佛经,1300余卷，这些佛经为中国佛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玄奘、鸠摩罗什、真谛最被誉为我国三大佛经翻译家。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包括“咒语不译”。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玄奘精晓梵语，深通佛理，汉文水平又高，能够运用文字融化原文义理，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达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所以他的译文质量很高。被誉为有史以来中国翻译家中的第一人。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是包括“咒语不译”。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盛唐遗迹大雁塔词.[如梦令].大雁塔大唐高僧西行玄奘磨难徒僧神卷六百册千山万水寒风寒风，寒风雨餐雪宿兼程回归宝塔说经播撒文化西东著书传四海一代交流巨星巨星，巨星恩泽九州众生大雁塔是俗称,学名叫大慈恩寺。慈恩寺第一任主持即是从印度取经回来的唐玄奘法师，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教宗派，对盛唐文化贡献巨大。近现代部分：鸦片战争到五四：文学翻译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严复是维新派中最著名的翻译家，深受桐城派文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的赏识。中国近代翻译从严复开始立一极，他被尊为中国近代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林”即严复和林纾。在理论方面，他的最大成就是尽人皆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字简直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史上言开必谈的金科玉律。他翻译宗旨是“开民智”，改变内忧外患的中国现状，介绍近世西方人物社会科学名著。主要译作：《天演论•》,《原富》(A.Smith,Inquire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群己权界论》（JohnMill,OnLiberty）等。他创造了“换例译法”，还创立了以原文翻译为主，带有阐发评议、文字注释，前有导言、后有原作者传记，这样一个文备众体，相得益彰的译介体系。“信、达、雅”三字理论虽然只有寥寥数百字，却在中国翻译界掀起了波澜。一百多年来，推崇、否定、怀疑、修正、创新，各家之言，竞相评判，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梁启超、郁达夫、贺鳞、曾虚白、鲁迅等人都对严复的理论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们主要结合严复的翻译实践来认识“信、达、雅”。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陈福康，2000）二十世纪后期，开始了新一轮的严复研究热潮。今人多从翻译标准角度理解严复的理论，很多人对它作过注解，一些人还试图修订它。美籍华人学者赵元任在1969年第29期《哈佛亚洲研究》上用中文发表了《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该文强调“信是翻译的基本条件”，提出信的三个主要幅度：“意义跟功用上的幅度”、“直译与意译的幅度”和“见次频率”（陈福康，2000）。他实际上把信、达、雅三方面归结为一条：信。刘重德1979年在《试论翻译的原则》一文中提出了“信、达、切”三字：“信—信于内容；达—达如其分；切—切合风格”（刘重德，1979）。这是典型的翻译标准论。马祖毅的解释是“信是忠实，达是通顺，译文首先是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其次要求通顺，使读者能看得懂。“雅”若就其本义来说，就是用全国通行的规范化的语言来翻译。”（马祖毅，2001）这里“达”和“雅”被狭义理解了。总体来看，赞成肯定的态度占主流，从而奠定了严复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历史上的地位。林纾林纾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画家。字琴南，号畏庐。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等。在近代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王寿昌口译，林纾笔述，合译了法国大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成功开启林译事业的大门。严复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在杭州创办《译林》月刊，主张译者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心灵交流。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重要译作：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美国作家哈里特·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UncleTom'sCabin），《孝女耐儿传》，《雾中人》等。林语堂林语堂，现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语录：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彻悟与痛苦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作品：1930：LettersofaChineseAmazonandWartimeEssays（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上海开明书店1931：ReadinginModernJournalisticProse（现代新闻散文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1935：MyCountryandmyPeople（吾国与吾民）NewYork:Reynal&Hitchcock,Inc.,(AJohnDayBook)1937：TheImportanceofLiving（生活的艺术）Reynal&Hitchcoca,Inc.,(AJohnDayBook)1939：MomentinPeking（京华烟云）AJohnDayBookCompany1940：LeafintheStorm（风声鹤唳）AJohnDayBookCompany当代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西理论交融傅雷—重“神似、不重形似”文学翻译家，上海人，当代的翻译专业户，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提出“翻译似临摹画”说。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