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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鉴赏晚商三玺奇字玺□甲亚禽这三件商代铜质玺，民国年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1935年北平尊古斋主黄濬所辑《邺中片羽》和1940年于省吾的《双剑簃古器物图录》中，著录了这三钮商代铜质器物，其中“亚禽”印与田形的“奇字玺”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经诸多专家、学者从物体表面锈蚀、崩损印边的质地、鼻钮形制审辨，及印文考释，确定绝非伪作，并断定为晚商玺印。此三钮商玺的文字释读，学术界研究长期有争论，一般认定为族徽标志。“亚禽”印以“亚”字形作边框，为晚商彝铭族徽中常见，而在西周至战国器铭中未曾出现，于战国古玺中也无此印式。“亚禽”一印中上端“鸟”形欹侧，与“干”旁的分叉相衔，左右两“T”上部横画长短微异。“亚”形框四个内折角或残损模糊，或外角破边，形态各异，使印作原来左右对称的布局得以形成虚实变化。造化神工使其产生了疏朗空灵的布局、凝练质朴的线条和高古深远的气息，令人思接千载，浮想联翩。“亚”字形框这一印式也被晚清黄牧甫等篆刻家所借鉴。“□（左右两目中间一竖画,通瞿）甲”一印上下排列，印文原本也左右均衡，而此际“□”字右边之“目”取方形，棱角分明，所居位置又较左边圆状的“目”旁稍低。其右下线连接边框，均与左“目”有别，此印上下字皆稍向右倾斜，使全印重心也偏向右侧，加上“□”字宽“甲”窄（上重下轻）的布局，及自然锈蚀所形成的烂铜封泥式古朴不规整的边栏，使全印在对称中得变化，奇险中寓平稳。第三方“奇字玺”，田形印，由于文字奇古，长期无法释读，故称之。《中国书法》杂志2001年第十二期发表了李学勤教授的《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一文，对这四字文作了一番释读，从而把对商三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奇字玺”和其他两玺形制相同，玺身为平板状，背中央有半环形鼻钮。但长期以来，这钮玺印的钤本是被横卧着放的。在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胡厚宣《殷墟发掘》等书中，此玺钤本放置的方向都不对。近些年出版物上所见的这玺印面文字，不但放置方向不对，是横卧着的，而且似是采用拓封泥的办法从印面上直接拓下来的，故文字是反的。这也是长期无法释读的重要原因。李学勤教授纠正了以往的错误，以原印正拓，右方上下两字是阳文，左方上下两字是阴文，并将印面文字释读为“（孑刂）旬抑直”四字。李先生推想，“孑刂”是器主族氏，“旬”是他的私名。“直”可读为“埴”。《淮南子·齐俗训》云：“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许慎注：“玺，印也；埴，泥也。印正而封亦正也。”从文字的初始意义看，“玺”和“印”都不作名词解，而作动词讲。其“印”意是“抑”，也就是用器物在泥上按压。“玺”字的初文是“尔”下从“土”。“印”字在两周青铜器铭文中都作“抑”解，是“抑”的本字。“玺”和“印”古音相近，韵部相同，后来转化为名词，同样都是印章的名称。因此，“（孑刂）旬抑直”的涵义就类似于“（孑刂）旬之玺”。战国玺印日庚都萃车马战国燕铜质官玺。此玺于十九世纪末出土于河北易县，被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发现，用六百两白银购得。可惜于二十世纪初被日本人购去，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此玺形制之大，独有七公分见方，在战国古玺中绝无仅有。古玺因章法所需，印文结构往往作上下或左右、正反的变换处理，使布局更多自由。该印中“日庚都”，今学者证为在河北唐县，战国时属于燕地区。“都”字也系燕系文字特有的篆法。该印作为烙印于车或马的标志性器物，为求印记清晰可辨，特铸成朱文。印文分左右两行排列，“日”旁移位，嵌于“庚”左上角分叉处。“庚”的中竖画稍右移，并特意拉长左垂笔，加上上部两对“V”笔的左低右高，表现出既有承接“日”旁所施重力而向左倾斜的姿态，又与左行的“萃”、“车”二字遥相呼应。“都”字为左右结构，受“日庚”的叠压，特将左边“邑”旁延伸至全印过半处，弯笔强项崛起，笔道粗厚，且与“马”字上部拉长的三横画若即若离，成为全印左右印文唯一的连接点。全印章法上离下合，呈斜“U”形排列效果，行款错综，气脉贯通，虚实对比强烈。此玺印面中上部疏朗的空间与下部“都”、“马”交接处虚实相映成趣。另“马”、“都”二字中横画较多，且间距不同，修短不一，粗细、虚实变化多端，上下错落有致。又因二字处于印面的最下部，均以横向取势，既成为全印章法安稳的重要基石，又打破了左右两排纵向排列相对孤立的布局方式，纵横交错，融为一体。虽“日庚”、“萃”、“车”等字大小变换、伸缩挪移、欹侧参差，却能杂而不乱，平添斑斓之致。该印工艺为铸制，线条交叉处凝重的“焊接点”即为特有标志。自然的腐蚀、残损也造就了印文线条与边框凝练古拙的风貌，非后人所能轻易模仿。该印之大格局、细节处，也是其作为经典欣赏不厌的韵味之所在。大□（府下加一貝字）战国楚铜质官玺。“大□”为掌楚国财赋物资之官署。印文二字的布置一反常规，自左而右，白文且形制硕大。据笔画多少来看，“大”字占地略小，因字内留红较多，势态开张，视觉上与“□”分量仍左右平衡。如细加玩味，“大”字上面一组斜笔左短右长，交会点不居中，使其上端形成左小右大的“丙”形空间。在两组斜笔中，左边上下平行，而右边斜势坡度稍异，以致中部的左右轻重交叉变化，下部“山”形大块留红。同样，“□”字的广旁所施斜笔与“大”字相呼应。下面“貝”的两脚分叉，下抵边栏，使错落的“□”得以支撑，有顶天立地的气势。而“貝”骨力刚健的圆笔，也使纵横强悍、欹斜交错的印面呈现刚柔并济地韵致。另外，此印没有一笔横平竖直的线条，多为欹斜的三角形和几处不规则的异形。印面分割大胆，印文与边框贯通一气，这种融合为一的手段，令人不可思议而又深具心画，全印洋溢着一股夺框欲出、直冲云霄的豪气。其中，大刀阔斧之气息，可与齐印相仿佛。观赏这方楚玺，若再品读一下屈原的《九哥》、《离骚》，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楚玺时而展露一缕“幽岩跨豹之奇情”，时而呈现一派“碧海掣鲸之壮采”，及楚民族特有的刚烈似火、气吞山河的精神气质。昜都邑埾□□之鉨战国齐铜质官玺。昜都在今山东省沂水流域的阳都，当时为齐邑。该印八字作三二三排列，无平衡板滞之感。文字与空白融合使此玺印跃动空灵。古玺文字字形外沿的不确定性，加上印工变化多端的布白手段，造就印文间留有形态各异的疏空，但又行气连贯，虚实错落有致，与汉印的端严规整迥异。观赏该印，先从印文形体看：右列“昜都邑”三字上下作“窄—宽—窄”的变化，反之左列“□之鉨”为“宽—窄—宽”的排列。而中部“埾□”大小则接近，全印富有节律跳跃变化之美。从配篆笔法观察：“昜”、“邑”、“埾”多圆笔，“□”“之”、“鉨”多方笔，而“都”、左上角的“□”则方圆相见。印文方折、圆转参差错落，气韵生动。印内也因有了“都”、“□”等字的“冂”形部分，“□”字中“匊”的方折，以及“鉨”字规整形体，起到了稳定印面的作用。其他印文笔画任由欹斜取险，皆安然无恙。该印章法主要是因“埾”字四周空地略多，全局近似“山”形布局。该印面呈“凸”形，印文俯仰揖让，行款相连，虚实相顾，奇正相生，加上线条凝练古拙尺寸硕大，成为不可多得的印林瑰宝。此印清代光绪年间出土于山东沂州，由潍县古董商人孙海平所得，转售郭裕之，后成郭氏《续齐鲁古印捃》压卷之作。后被人仿制，字锈逼真，欺世射利。而此印真物，因出土已久，摩挲失泽，持走南北，人皆疑为仿造，一度无人问津，真所谓“真作假时假亦真”。陈槫三立事岁右廪釜战国齐陶玺。“某某立事岁”为齐国独特的以事纪年格式，前存监造者姓名，后附地名、量器单位等事项。该印是“陈槫”钤抑于监造的仓廪（lin）所用陶制量器上。“陈”字下从“土”，也为齐系文字特定的篆法。此印高达八厘米，印文存九字，长条形。各印文不论笔画多少，纵横均按三三纵排。因尺度较长，为求得印文篆法结体之美观，并能与玺印适合相配，章法不落窠臼，拉开印文纵向间距；而横向紧密成行，印中由此产生两处大块空地，赫然醒目。细细玩味，上行之中，“陈”字形宽博，并向右倾斜，与左边的“右”字背向，“立”字字形最小居中，左顾右盼，使上行这三字产生“大—小—大”的节律变化。中行“槫”字左右结构分离后，竟占该印宽度之一半，是木字旁有单独一字之错觉。“事”、“廪”字形长度已拉伸到极限，与收缩的木字旁成疏密对照。下行“三”字略收缩，与“陈槫”二字重心位置纵向错落，而“岁”、“釜”二字不作刻意变化，一任自然。全印篆法中，既有“陈”、“槫”、“廪”中的圆形篆，又有“立”、“事”、“釜”中的三角状，也有“陈”、“三”、“事”的字相顾盼的“三”状排笔，更有“槫”、“事”、“廪”、“釜”上的分叉体等，可谓极尽形态变化之能事，活泼自由，缤纷炫目。该印疏密对比强烈，书风恣纵肆意，凿刻刀法猛利，线条锋棱分明。左上侧等几处自然泐损，其状似“列缺霹雳，乱石崩云”，奇气横溢，高古超旷。大自然的造化，加之印工的浪漫手段，成就了这方佳作，也为后来印人巧饰印面，提供了范例。陈□立事岁安邑亳釜战国齐陶玺。印文句式与“陈槫三立事岁右廪釜”同。“陈□（穴堇）”为监造者姓名，“安邑”为地名。陶玺制作不及官方铜玺那般严谨规范，也因材质的缘故，长期浸蚀磕损，印面残破较厉害。该印前二字结构繁复，间距紧密，并与“事”字上半、“釜”字下部一样，残缺剥蚀，使印的右上角与左下角的残损成对角呼应，当为印之虚处。其余五字篆法笔势清晰，不作刻意的挪移、参差，气脉贯通，当为印之实处。由此虚被实所分割，实被虚所映衬。而“陈□（穴堇）”二字之茂密、欹侧，又与另外五个自然从容的印文形成反差，全印于排列有度中显跌宕起伏之态。该印白文凿刻痕迹明显，“立”、“岁安”三字线条凝练遒劲，质朴古拙。其中“安”字的弧形捺笔笔意浓厚，又与“岁”字外框势态相向。“事”字下半“手”部细挺犀利，与左列“邑亳（bo）釜”三字的钝拙斑斓成鲜明的对比。一般铜质、玉质古玺多施边框。此陶玺打破陈规，印文奇古得天趣，布局力求规整。造化之工已将四周边线破损殊剧，甚至销蚀侵及印文。全印虚实变化莫测，浑然一体，而无散漫之弊。最妙处“釜”字右垂笔与下印边穿通形成残缺，仿佛“万丈红泉落”,神奇而生动。全印恰似一幅三代钟鼎彝器铭文的小拓本。其苍拙的线条，残破的印边，古奥的篆法，使全印显得朴茂、诡谲，气息远古。会其□鉨战国楚铜质官玺。此印四字各居其角，“会”、“鉨”两字所占空间较大，“其”、“□（爫部下加壬旁）”空间小，全印大小对角呼应，左右两行印文重心连线从左向右斜向平行，使中部斜长四边形有大块留红，别具法度。另“会”字右下部、“其”字右边及下部、“鉨”字中上部均留疏空，全印布局疏朗灵动。印文与边框之间锈蚀残损自然，玺文有向外扩张、夺框欲出之势，但外边框粗犷完整，抑制了这一散漫之势。全印内散外围，动中止静，给人以“实—虚—实”的层次变化韵律之美，于古玺中别具一格。古玺印历经岁月洗礼，印边残破当先，而该印印边严整清晰，印文与边框相连处却甚为斑驳残漶，似有悖常理。其实，周秦汉魏晋等历代白文玺印多钤抑于泥，白文印面字凹，有高出的边栏为护，可避免损伤字体；而钤抑于泥，也能使四边深嵌，抑出的阳文字口则更生辣劲挺，明确显眼。将当时抑按于泥上的白文玺蘸印泥钤于平面的楮纸，不平整的印面必然钤出边框、近边字虚的效果，与彼时封泥的模样天差地别。竽鉨战国楚铜质官玺。该印中“鉨”字结体开张，占印面三分之二多。其“本”的捺笔坚挺恣肆，将“竽”字挤置于右印边。而“竽”字竹字头向左欹斜，下面“于”的中笔弯曲至“鉨”字下。“竽”字的倔头强项，与“鉨”字的强悍霸气形成鲜明对比。值得玩味的是：“鉨”字“本”的中竖向上已与边框相接，而下垂尖角又接近边框，笔画居于全印中部，给观者造成是印框竖栏的错觉感，增强了该印的趣味性。全印线条多棱形带尖头，笔意强烈，锋芒显露，极具穿透力。印文二字重心上提，给下部留有不规则的大块空地。这类留空，是古玺印独具空灵疏朗气息的关键所在。现在美术理念有“黄金分割”一说，是指通过几何法则的应用，来探索适当比例得出的定论，符合人们视觉的审美需求。“竽鉨”二字重心非常准确地处于这一水平线上，可见楚国印匠审美情趣高妙而超前。陈之新都陈之新都战国楚铜质官玺。清代著名印学家魏稼孙曾品评邓石如的篆刻为“印从书出”，即印作的风貌、神采与体格从作者擅长的篆书中来，虽以刀代笔，仍要求得笔墨韵味。若将“陈之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