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 第三部--第一章 明末天主教东来

中国教会史--第三部--第一章明末天主教东来第三部福音三临第一章明末天主教东来自1279年蒙古灭南宋之日起，元朝统治中国达89年。元统治阶层的民族歧视政策及汉族的民族主义都使得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1351年，黄河泛滥，元朝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13路民夫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2万人，抢修黄河故道280里。由于官贪兵暴，引起普遍的骚动，终致爆发全国范围内的武装反政府行动。在众多的起事队伍中，原属郭子兴部红巾军的朱元璋异军突起，先后消灭了江西湖广地区的陈友谅、江南沿海的张士诚，于1367年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发兵25万，分路北伐。1368年，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明，定都南京，向北方发表檄文，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北伐大军势如破竹，三月平山东，四月定河南，军队经整编后，于闰七月自临清沿运河北上，占领通州，元顺帝及后妃太子等出逃上都，八月初二日徐达等率大军入大都，元亡。自五代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经430年之久，汉人才又掌握了燕京。明初国家的对外政策，洪武(1368-1398)与永乐(1403-1424)两朝是不同的。洪武时期国内经济尚未恢复，统治尚未巩固，北方蒙古势力仍然不可小视，对外的主要方针是防御蒙古，加强国防。所以对周边的民族或国家着重建立友好关系，保持防御姿态。对一些距离较远的国家则宣布其为明朝的不征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暹罗、苏门达剌、爪哇等15国。同时，颁布禁海令，防止里通外国。可是到了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对内统治逐步巩固加强的永乐时期，明朝对外政策便有了很大改变。首先朱棣即位后恢复了市舶司，公开宣布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①，并派使臣到南洋各地，招人入贡。并命太监郑和率武装商队，远赴南洋各地进行贸易。对周边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并积极进攻蒙古势力，且出兵安南。经过永乐帝的对外扩张政策，明帝国的势力控制了东起朝鲜、西抵土蕃、南至安南、北达蒙古的广大区域。元明时朝所谓的西洋，概指今南海以西(约东经110。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及印度及非洲东部。自永乐至宣德，明王朝对主要以西洋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各国，进行了长达30年左右的外交与贸易往来，最著名者为七下(一说8次)西洋的郑和，他的远航尚在大航海家达·伽马、哥伦布等航海的数十年之前。洪熙(1425)、宣德(1426-1435)两朝是明帝国的繁荣时期，为了保持统治稳固的局面，国家政策趋向保守。洪熙帝认为，百姓过重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代价高昂的对外政策导致的。因此，他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扩张主义。于是下令停止通航西洋，仅维持与中亚和南洋各国的纳贡关系，还努力使安南恢复和平(当时安南已被兼并，设有布政按察使)。宣德帝即位后，继续乃父保守的对外政策。他首先面对的是历经几代皇帝拖延下来的问题：安南人继续反抗中国人吞并的企图。经过认真考虑，宣德帝下令撤出全部中国占领军，结束了中国对安南27年的占领。对中国人来说，中国从比它小的多的邻国那里遭受了军事和外交的屈辱，且劳民伤财。对安南人而言，明朝的占领和杀戮，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和他们对中国文明的态度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宣德时期是明帝国的黄金时代，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或内部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工作十分有效，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在繁荣的背后，也孕育着社会的危机和帝国衰落的表征。这主要表现在明中期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民问题，已在宣德年间形成。英宗皇帝8岁即位(1435)，明帝国开始进入衰落时期。具体表现为逃避徭役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自然灾害频发、民间动乱的发生、宦官干预政治、厂卫特务统治的残暴、官吏的贪污腐败。这些内政问题直到明末，始终困扰着当政者。外部的侵扰来自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蒙古瓦剌部的威胁，随后又有东蒙古的鞑靼部兴起，入居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弘治(1488-1505)初年鞑靼部出现了强大的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其孙俺达汗长期与明王朝作战，成为其严重外患。嘉靖时期(1522-1566)，除了北方蒙古的威胁，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统称倭寇的海盗的严重侵害，直到1564年才被著名将领戚继光等基本肃清，1567年禁海令得到解除。明朝军队的注意力始终没有离开蒙古人，万历时期(1573-1619)随着财政方面的好转，名相张居正着手整顿西北防务，调戚继光主持西北边防，大见成效。1581年，俺达汗去世，同时明朝西北边防的加强工作业已完成。蒙古人与明朝开始了和平的互市关系，自此以后，明朝西北方面便无大的边患。明朝从建国开始，蒙古问题一直延续了几乎3个世纪，至此才得到解决。旧问题刚去，新的祸患又来，东北边疆兴起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36年的奋战，于1619年最终统一女真各部，同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又打败了明朝10万大军，明朝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一、僧敲月下门、15世纪，通过小亚细亚到东方的贸易商路，被突厥人的势力阻隔，欧洲沿海城市的商业受到极大损失，促使他们去寻找到东方去的海路，于是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极大意义的地理大发现。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葡萄牙人迅速进入东方。当葡萄牙人开辟印度洋航路、垄断东方贸易特权的同时，西班牙人也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1519年，西班牙王命令麦哲伦西航进入太平洋，发现吕宋。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殖民国家。明王朝对这一历史大潮几乎没有任何准备，更对明朝侨商在南洋地区经济利益与地位的损失没有什么回应。1517年(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来广东贸易，并要求通商。嘉靖时，广州口外上川岛、澳门等地葡萄牙商人聚集甚众。1535年(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成功地从广州指挥黄庆那里，租借澳门为通商根据地。欧洲人东来对明朝相对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明帝国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不让沿海贸易扰乱其农业社会的正常生活。1557年，葡萄牙人被正式允许在澳门居住，这个殖民地的合法地位从来没有提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生过争执。实际上，葡萄牙人向香山县知县缴纳租金，而中国在澳门的市舶司征收出口税和吨税，并对葡萄牙人采用特惠税率。1574年，一道界墙被建立起来，用来封闭这个殖民地，把外国人限制在里面，葡萄牙人在其中可以享受自治。不久，贸易便从澳门北移至广州，1578年，澳门的葡萄牙人被允许一年一次(后来是两次)到广州去购买中国货物。在整个16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时断时续，其变化的决定因素是法律和秩序。当时在欧洲，宗教改革(1517)激发了罗马天主教的改革，并大力开展普世宣教运动。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是促成天主教对外宣教工作的重要人物。天主教徒热诚地前往新发现的区域，既可开辟新的教区，为教会得人，同时也可以弥补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损失。在巴黎大学，罗耀拉认识了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他们共同于1534年组织了耶稣会。由于罗耀拉的鼓动，方济各·沙勿略成为新时代天主教第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他于1542年抵达印度，工作到1549年，然后前往日本，带领许多人信主。他在日本发现一种源于中国的文明--儒释传统，并大量使用中国的象形文字。方济各·沙勿略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文化发源地的重大意义，于是便向耶稣会会长写了一封信：在位于日本对面的中国，拥有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深奥的博学家。仅就我得以了解的情况而言，教育和学习在那里很受尊崇，在学术中最突出者占据首位并拥有权威，这与在日本所发生的情况相反，日本于其科学文化方面依赖中国。因此，新来的传道人还应该有一种智慧并掌握一种很突出的科学，以便能够机智而又正确地回答无数的问题。......他们尤其首先需要精通哲学，特别是精通辩证法，以便能够说服和击败那些思想家们。......我希望这些教友们不会对天文学一窍不通。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教育很快成为耶稣会的工作重点。耶稣会成立10年之内就有了12所学院，到了1626年增至400所；1749年增到800所，包括神学院。他们的学校以高标准与高成就闻名于世，准许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进入，通常不收学费。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天主教欧洲占人口比例很高的有教养的人，都是耶稣会学校造就出来的。他们精心策划课程，学生按步就班进修。哲学课程一般修习亚里士多德，神学则取自阿奎那。沙勿略决意将福音传到中国，但葡萄牙商人不希望因此影响到与中国本已十分困难的贸易，只同意把他带到上川岛。他与忠实的中国仆从安东尼停留在孤岛之上，徒劳地等待可以把他们带到广州的商船。最终方济各·沙勿略被持续的高烧耗尽了体力，于1552年12月3日寒冷的早晨面对他向往的中国大陆死去，年仅46岁。年，耶稣会神父巴莱多在前往日本途中，与3名去中国的葡萄牙人一起到了广州，成为最先在广州停留的耶稣会传教士。但由于语言不通，他宣教的对象不是中国人，而是葡萄牙水手和士兵。同年，多明我会卡斯巴在广州传福音数月之久。因着他奇特的外貌和衣着，引起了很多人注意和围观，听他宣讲福音。直到有一天，他把一尊雕像从其基座上推下去，并对吃惊不小的中国人说它只是一块顽石，他们自己要比它的价值大得多。为此他被拘捕，并险些被中国官方处死，最后被逐出中国。自1557年开始，基督徒们逐渐在澳门定居，约有400人，后发展到上千人，绝大部分是葡萄牙商人及其家属，为此设立了澳门教区。继耶稣会之后，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多明我会等修会都在澳门建造其住院，于是澳门成为一个宗教中心，向日本、南洋各地派遣宣教士。然而，很多次潜入中国内陆的行动，都因中国壁垒森严的海禁政策而纷纷失败，对华宣教工作陷入一筹莫展的僵局。难怪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曾面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磐石呀磐石！什么时候才能裂开呢！其实问题也不全在中国一方，由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殖民地贸易的竞争，葡萄牙商人担心自身贸易利益受到西班牙的威胁，便想方设法与西班牙人作对，包括来自西班牙的宣教士，都被怀疑是间谍。他们甚至向中国官方吹风，建议驱逐这些新来者。这无疑加重了中国人的猜疑和防范。为了进入中国而又不会撞入葡萄牙人的陷阱，西班牙宣教士试图从属本国利益区的马尼拉进入台湾和福建省。一些奥古斯丁会教士在菲律宾总督的干预下，成功地乘上追捕海盗的中国船队，于1575年来到厦门。他们在两名西班牙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泉州，并进而到福州拜会总督。总督将此事呈报皇帝，在等待批复期间，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在福州城内来往，因错误地去观察城门而引起怀疑，两个月后便无功而返。中国人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警惕，起因于这两个国家在东南亚和菲律宾的所作所为：葡萄牙人在南洋夺去华侨的香料贸易专权，甚至抢劫中国商船，占领贸易港口，抬高税收，限制华侨活动；西班牙人在吕宋剥夺中国漳、泉侨商的经济地位，并驱逐华侨，甚至不惜进行两次大屠杀(1603、1639)，死者达4万7千人。穿过中国紧闭大门的任务，是由一些非常熟悉中国礼仪和官场规则的人，也就是一些有学问的和擅长交际应酬的人完成的。这样的人出现于1582年的澳门，其代表是意大利的耶稣会士罗明坚(1543-1607)、利玛窦(1552-1610)等人。二、利玛窦的成功罗明坚于1579年奉范礼安之命，与巴范济一同来到澳门，师从一位中国画师刻苦学习汉语。不久，他去广州申请在华居留，官府因他会讲汉语，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罗明坚就成为明代第一位获准在中国居留的宣教士。年，应两广总督陈瑞的邀请，罗明坚、巴范济二人来到当时广东的首府肇庆，住在东关天宁寺中。同年，罗明坚还通过范礼安将他在罗马认识的朋友利玛窦召至澳门。利玛窦1571年入耶稣会，第二年入罗马学院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透视学、修辞学、哲学，并习天文仪器、星盘、钟表等知识。至澳门后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风土人情、历史、政治、文化。在天宁寺，罗明坚二人接待来访的文武官员，在他们看来，这些宣教士属于一种特殊的佛教僧侣，因此他们才被允许下榻寺庙。他们也顺应这种误解，剃发并穿僧服。该总督不久被罢免，罗明坚等被迫返回澳门，巴范济被派往日本。年，知府王泮寄信请他们回肇庆。这次，罗明坚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