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型公用设施企业公司治理特征的维度分析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网络型公用设施企业公司治理特征的维度分析姓名：何业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会计学指导教师：马忠20060301网络型公用设施企业公司治理特征的维度分析作者：何业才学位授予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相似文献(4条)1.期刊论文李颖.LIYing治理新维度:基于组织角度的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0(5)组织处在日益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中,决策复杂性与难度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治理理论大行其道,新维度、新理论、新方法不断出现.企业治理、网络组织治理、IT治理、知识治理构成治理维度的四个新兴领域,其新变化包括:企业治理战略作为核心,力求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保持企业的持续赢利;网络组织治理的主体是网络合作的诸结点,客体是网络组织,治理过程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自我治理;IT治理是一种制度和机制,其目标是实现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对信息化建设的监督与制衡;知识治理强调治理机制如何影响知识过程.2.学位论文王毅辉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基于产权保护和公司治理视角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09股利政策是财务学研究的经典课题，也是现代财务理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仍然悬而未决的难题。文献表明，股利政策不仅受到公司财务特征的影响，还受到公司内部微观治理层面制度安排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委托代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公司外部中观层面上市场势力也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而跨国比较公司治理文献表明，投资者保护法律及其执法体系这个宏观层面的制度因素也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与此同时，股利政策作为上市公司在特定制度背景和治理结构下做出的一揽子制度安排，它的恰当制定和有效实施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然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股利政策正沦为终极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隧道”。终极控股股东由于股权分置的先天原因无法在在股票市场流通通过资本利得获利，股东回报的方式只能通过非理性分红、恶意派现、超能力派现等一系列异常股利政策，侵害了中小股东利益。深入研究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综合影响因素，如何有效遏制终极控股股东的侵占，强化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意识，合理引导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已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尽管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十分重要，迄今为止系统性研究尚不多见，只是零散地探讨某一公司特征或者制度因素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未能形成完整适用的理论分析构架，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全面翔实的经验检验证据。本文立足于中国的制度背景与市场环境，率先提出了基于产权保护和公司治理视角的股利政策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股利相关研究文献，分析终极产权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产品市场竞争度、投资者保护法律及其执法效率、地区法治水平等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作用机理，以我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映射于私力保护、中间层保护和公力保护这三个产权保护层面上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全文共分为七章，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介绍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论文框架以及研究的贡献和创新等。第二章率先提出基于产权保护和公司治理视角的股利政策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回顾和评述股利文献，追溯股利的研究渊源，指出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是影响股利政策的重要因子。第三章在微观层面上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产权归属和对应的控制权结构特征，并检验它们是否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第四章在中观层面上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强度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利用2004年至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产品市场竞争度的强弱是否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可能性和股利支付水平。第五章在宏观层面上检验投资者保护法律和司法体系等宏观制度安排是否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利用宏观制度在一国之内的时变性和地异性，研究投资者保护法律的建设和实施的加强是否造成股利支付可能性和股利支付水平的提高。第六章考虑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公司治理与股利政策的互动和交叉影响，并试图控制终极控制人资金占用的影响来进一步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系。第七章概括研究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指出本文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近八成的上市公司终极产权归属于国资委、地方国资委和个人，而国有终极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约占三分之二，民营终极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占到四分之一偏多。终极控制人平均需要38.88％的控股比例才能控制上市公司，较少采用交叉持股方式和扁平化控制权结构，主要采取垂直化控制权结构来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第二，上市公司的终极产权性质及其对应的控制权结构影响着股利政策。具体而言，国有终极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比民营终极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可能性和股利支付水平低；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比例越高，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越高；而两权分离度、控制层级和控制链条数在不同模型设定下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决策行为。第三，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影响我国上市股利政策的制定。产品市场竞争度与股利政策呈负相关关系；投资者法律保护越弱，执法效率越高，股利支付水平越高；而地区法治水平在某些情形下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决策，不过相比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和执法效率，地区法治水平不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第一要素。第四，我国上市公司很可能考虑了终极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程度后才制定股利政策；终极控股股东通过股利政策侵占中小股东比较可能发生在执法效率低下时和地处法治水平低的上市公司；在不同时域，终极控股股东对资金占用和股利政策这这两种控制权私利表现形式存有不同偏好。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了基于产权保护和公司治理视角的股利政策分析框架的适用性，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受到终极控股股东性质及其偏好、控制权结构特征以及外部产品市场竞争和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等的影响。区别于其它的相关研究，本文的改进和创新工作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文献评述上，本文首次基于产权保护和公司治理的视角系统地梳理了股利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不同于现有文献的是，本文试图着重从代理成本视角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糅合浩瀚的股利文献，展示了其不同的文献演进路径。在理论分析上，本文首次提出产权保护、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关系的分析框架。本文借鉴威廉姆森的社会分析四层级框架发展构建出产权保护、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三者关系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显示了公司治理的服务本质，清晰展示了各种可能的公司治理维度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在实证检验上，本文首次利用一国之内的数据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全面系统地检验公司治理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为股利政策研究增添了立足于中国实情的有意义的检验证据。第一，本文采取的终极产权和产品市场竞争视角，为改进我国上市公司监管效率、增强上市公司回报股东意识丰富了思维理论空间。第二，国内目前尚无检验股利政策与市场势力二者关系的研究，本文立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检验，为产品市场竞争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补充了来自中国的新证据。第三，国内研究探讨了投资者法律保护指数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但忽视了执法效率作为关键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本文借鉴相关研究，综合考察了投资者保护法律及其执法效率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为“法和财务”这一主题的财务新思潮提供来自中国的证据。第四，已有文献尚未有深入研究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交互影响对股利政策影响的检验，而且不少文献并未控制资金占用等其他利益输送渠道的影响。本文控制资金占用影响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终极控制人侵占、投资者保护和股利政策的关系。此外，针对OLS回归难以控制影响股利决策其他潜变量的影响，本文在实证研究手段上采用了面板数据模型，不仅控制了潜变量的影响，也使得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更科学有效。本文的主要不足之处是囿于本文研究样本期间的限制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和执法效率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测试，未来研究可以寻找更好的代理变量进行相关测试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可靠。此外，新近的研究开始关注文化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关于文化与股利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未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个方向。3.期刊论文王德禄.张国萍网络治理新维度:知识与IT治理环境探析-天津社会科学2005,5(5)一、治理理论的发展与治理维度的扩展贝克(M.C.Becker)的研究注意到,尽管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治理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治理理论仍然存在着残缺性.所谓治理残缺性是指,事实上我们目前只了解治理的某些问题和某些机制,凭借这些了解根本无法应对企业面临的不同的、独特的治理挑战.应该看到,企业和管理者面临的通常是复杂的和多维度的问题.4.学位论文李晓洁知识型员工非物质激励研究2009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都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产生了巨大变化。一种新的竞争环境正考验着现代组织，那就是不间断的变革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要生存，要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关键在于要通过合适的管理手段，找到知识创造、传播和应用的最佳途径。知识已经成为企业能否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换句话说，只有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型员工才能实现知识的创造、利用与增值，以及解决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使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具竞争力。因此，知识型员工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推动资源配置、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企业越来越多的关注知识型员工，如何留住他们，激励他们从而持续的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必须经受的考验。目前企业管理实践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管理者关注的中心已经开始由物转向人、由惩罚转向奖励、由物质奖励转向精神奖励、由低层次的精神需要转向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西方主流的管理理论逐渐淡化了物质激励，强调为员工营造一个和谐、健康、积极的工作环境，用非物质激励手段让员工不光为了经济利益，更为了个人的发展而努力奋斗。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物质激励的激励效果不如以前。人们的就业面越宽，薪酬越合理，就更加注重生活品质，人们愿意过得舒适并且相对随心所欲；希望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用于陪伴家人或者发展爱好；不再认为高的薪酬是社会地位的唯一定位标准。同时，企业的名气、文化、能提供的发展机会、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和企业的经营绩效等因素也会促使更多的员工乐于加入这些薪酬并非最高的企业。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金钱以外的非物质需求在日益增加。大量的事实、数据及理论证明，薪酬不能代替员工从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不能取代以乐趣、富有意义的工作和信任为基础的工作环境来实现的他们被认可、被尊重的需要。并且社会的物质文明不断飞速进步，知识型员工对非物质激励的重视程度也随着越来越高，其从中获得的满足感的边际效益呈现上升趋势，以此相反，其从物质激励中得到的满足感的边际效益则呈现下降趋势。因此，研究知识型员工的非物质激励从理论研究上而言，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物质激励已经系统化了，已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工资、福利和奖金相结合的体系，然而，非物质激励还缺乏这样一个比较系统化、持续化的激励体制。这样导致企业对员工采用的激励手段还是以物质报酬为主，而较随意的采用非物质激励手段。然而，不断增加物质激励会直接导致管理成本的增加，作为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物质激励投入的，因此对于系统性的非物质激励机制的需求就浮现出来了。管理学家做了很多实证研究，大部分的结论都表明，知识型员工的需求和管理者想象的并不相同。并且他们的需求随着年龄、经验、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的发生变化，因此，在对知识型员工进行激励时，充分了解他们的精神需要，有针对性的采取非物质激励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前人对知识型员工的定义，本文将知识型员工定义为：掌握和利用知识或信息，通过分析、判断、创意、综合、设计等一系列智力劳动，提供新的知识与同事共享，为企业的知识资本增值并以此为职业的员工。他们具有独立自主性较强、有较强的学习倾向、受教育程度高、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劳动具有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