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案例分析

财政学案例分析案例一：（市场失灵）1995年春，由黑龙江省龙江县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同意，县种子公司从河北省一次性引进了70万斤玉米种子，在没有经过区域试种的情况下就将这批玉米新品种以不低于每市斤6.3元的价格分发给了所辖乡、镇的农民。而当年种植新玉米品种的农民大面积严重减产、经济损失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哈拉海乡和对堡乡的经济损失就高达200万元以上。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坑农事件？政府应该怎么样发挥其职能减少市场失灵？分析：市场失灵是与市场有效相对的，也就是说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某些方面是无效的，。具体来说就是在一些领域或场合，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和场合，市场机制即使能够充分发挥，也无法达到符合整个社会要求的资源配置结果。这些市场失灵的现象是市场机制固有的，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消失，而只会有成度上的差别。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的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害农事件是一件典型的市场失灵案例，不法商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当然有尽量压低成本以提高利润的动机。由于和农民相比，商人们占尽信息、活动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断定出售种子的利益大于风险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另外的约束，他们坑定会选择出售假种子。也就是说，如果放任市场运作，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事件将“此起彼伏”，“看不见的手”在制止这个问题方面，是完全无力的。在现在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失灵”正好为政府作用预留了空间。所以，呼吁政府干预，惩罚不法商人以杜绝假种子，在逻辑上也就顺理成章。农民凭借自己朴素的智慧的智慧也正是这样推理的，所以才有了200次上访。中国的最高行政局以“总理批示”这一强有力的形式，直接介入此案。如果政府是一架运作良好的机器的话，事件到此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然而让所有观察者都大跌眼镜的是，政府在这里也失灵了。“总理批示”到了基层，居然被认为是过时了，不法商人依然逍遥复逍遥，假种子依然泛滥又泛滥。因此，这一“特大坑农案”可以看做是“市场和政府失灵”的结果。通过前面对“假种子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发现，一方面，要杜绝假种子，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为此，我们不能不加强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手中具有了这种权力，使得他们又成了不法商人争相“寻租”的对象，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就利用这种权力收取贿赂，而对落实法律、法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连“总理批示”也可以宣布“过时”而不再执行。如此，假种子泛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出路在那里？惟一的出路在于加强政府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制衡式的民主机制，使得基层官员不再仅仅靠成本高昂的“总理批示”才能驱动。建立在一个制衡式民主基础之上的政府通常是强有力的，同时其权力又是被有效地限定了的，从而使得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员们为着私利目的不得不去做增进公共利益的事。这样一个机制的出现将能够同时治理双重失灵：制衡式民主机制可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失灵，政府的正确干预又可以有效地减少市场失灵。案例二：（财政收入，现行税制）2008年3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从1600元一个月上调至2000元一个月。这是继2007年8月15日中国将储蓄存款利息税由20%调减为5%之后，国家减轻居民赋税的又一重要举措。财政部部长谢旭说，把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每月2000元，将减少财政收入约300亿元；同时，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比例将由50%左右降为30%左右。问题：个税起征点提高对财政收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有哪些？在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分析：近10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20%，一直保持较高幅度的增长，大大超过国民的经济的增长速度，社会上关于中国居民税过高的言论和要求减轻税的呼吁越来越高。个税税收收减少，财政收入相对减少；但个税起征点提高，人们有更多的工资薪金用于消费，刺激了经济，增加了企业收入，企业收入的增加，企业缴纳的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说，把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每月2000元，将减少财政收入约300亿元。国家的税收相对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少了,可支配的资金少了,政府所起到的宏观调控就弱了,宏观调控弱了,国家就会出向很多不稳定因素,包括物价的不稳定,政府支出的建设减少,建设减少,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就会影响人民的收入。税收减少引起财政收入的减少进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但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缓解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平衡税负,让富人多交些税,穷人税负低一些,这样就可以让穷人有更多的钱去消费,因为现在毕竟是穷人占多数,如果他的钱袋子起来了,那就有更多的人去消费,就会拉动很多的内心,就像现在的家电下乡,就是以农民的钱袋鼓起来为前提,消费上去了,更多的企业也就活了,企业活了,人民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就更有钱了,就更会拉动消费，这样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综合以上内容,个人觉得,后者作用还是占主要的,也就是后者可行,前者,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国家的税收还有很多,而且收入的来源也有很多,包括国外的投资的等等,个税的收入减少不会对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十分明显的减少的,但对于个人百姓而言,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对他们的影响确实巨大的。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指出，要树立可持续的税收发展理念，妥善处理国民经济与税收，收入总量与结构，税收成本与效益等方面的关系，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税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不危害国家的利益下尽最大努力帮助人民，合法帮助企业。案例三、（财政支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是多年来这种改革主要集中在收入方面各级财政部门的精力也主要放在争取财力上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方面进行博弈中央想要更多的集权地方想尽可能多争取一些财力。而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及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却重视不够，财政支出改革相对滞后。从1998年开始在财政支出管理方面也进行了包括推行部门预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近年来我国也加大了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2005年北京市积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农政分配在相当程度上仍沿袭过去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供给制分配方式明显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问题：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建议又哪些？分析：我国政府存在缺位与越位现象。财政支出的缺位，是指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政府并没有完全承担起来。存在财政当保不保或当保难保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教育投入差距仍2003年，我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达17%,但即便如此，也只占同期GDP的2.5%，离1993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本世纪末(指上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相差甚远，也远远低于国际5.1%的平均水平，与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需求仍有较大差距。二是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是社会保障一个重要的责任主体，社会保障是财政支出中一个大项。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近些年，我国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力度不断加大，但投入总量仍然不足，资金缺口大，历史欠账多，社会保障覆盖面还比较有限，不能满足更多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福利保障的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村还难以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此外，财政对“三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科技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大，还有许多急需办的事没有财力去办。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是降低行政经费支出比例。我国由于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膨胀，行政经费增长过快，给财政支出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也降低了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压缩行政经费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措施。另外，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及我国加入WTO，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也势在必行。二是逐步取消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财政投资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要科学界定财政投资的范围，改变财政投资包揽过多的弊端，逐步减少和退出在竞争领域的投资。具体说，就是要减少甚至退三是加大教育支出比例。逐步向“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迈进。教育支出中重点是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支出比例。基础教育具有很强的外溢效益，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是高等教育的3倍。同时，加快对高中的建设速度，改变我国目前高中教育资源短缺的状况，争取在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四是提高社保支出比例。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得到普遍推行和强化，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一般达到30%左右。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期，社会保障的任务尤其繁重，财政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支出力度，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让农村广大农民也逐步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温暖。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是个系统工程。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有限的财政资源必须要用到刀刃上，必须遵循效率和公平的原则。本案例探讨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2005年北京市就大力改善了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支农资金、社会保障支出、文科卫等各项事业支出以及增加基建支出。但总体上，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问题严重，存在诸多的越位缺位现象。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还在于完善市场竞争和转换政府职能。案例四、（政府债务）2012年12月25日，在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该市审计局副局长冯慧光在《关于广州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的报告》(简称“《报告》”)中说，“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414.03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786.15亿元。”问题: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是否可控？财政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分析：从审计结果看，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从债务规模看，至2010年底，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如果按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全部转化为政府偿债责任计算，债务率为70.45%。从债务结构看，我国政府性债务以内债为主，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债权人主要以国内机构和个人为主。而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多年累积而成的，30多年来，地方通过自身经济发展和财力增长，偿债能力不断提高，偿债条件不断改善，逾期违约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从偿债条件看，除财政收入外，我国地方政府拥有固定资产、土地、自然资源等可变现资产比较多，可通过变现资产增强偿债能力。此外，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给地方经济和政府收入创造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改善其偿债条件。从区域结构看，一些发达地区的经济和财政能力强，负债水平相对适度。有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相对其经济和财力偏高，但只要采取措施控制新增债务，规范当地政府债务融资行为，风险也是可控的。但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和行业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如个别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担较重，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较大，部分地区高速公路、普通高校和医院债务规模大、偿债压力较大等。对部分地区和行业存在的风险隐患，需要未雨绸缪，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存量债务，严格控制新增债务，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财政部应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要按照协议约定偿还，不得单方面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得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认真落实有关债务人偿债责任，融资平台公司等要抓紧制定偿债计划，明确偿债时限，切实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对还款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公益性在建项目，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得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应通过财政预算等渠道，或采取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金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对使用债务资金的其他项目，原贷款银行等要认真做好重新审核工作，符合规定和政策要求的，要继续按照协议提供贷款；不符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