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节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合作形成的原因•（二）合作的形成•（三）合作形成的意义•（四）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五）几点启示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合作形成的原因1.中日民族矛盾演变的必然产物回顾:日本是如何制定和实施灭亡中国的计划?“大陆政策”第一步占领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第四就征服中国；第五步征服世界。丰臣秀吉明治天皇山县有朋东方会议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宣示了八条《对华政策纲要》，企图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并决心为之诉诸武力。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又拟订了对华侵略计划，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日本新大陆政策总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得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小亚细亚乃至欧洲。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被毁路段伪满洲国建立1934年3月1日，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称帝，改伪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华北事变报纸对《何梅协定》的报道1935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并调动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之后，日方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两市的“防共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逐步紧逼，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的矛盾和政治集团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变为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九·一八事变后，张贴在上海街头的反日标语2.全国人民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形成上海青年：“除非我们死，我们决不回来！”上海百货公司前悬挂“国难”横幅在上海市民大会上演说的纱厂女工“记住这些凶手嘴脸!勿忘国耻!”九·一八事变后，杭州市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当天大雨，参加大会的十万人在雨中站立数小时，悲壮激昂，精神抖擞。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宣传抗日御侮的报刊杂志1931年12月，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黄显声首战江桥的抗日将领马占山马占山将军的题词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1931年11月，进犯黑龙江的日军在嫩江大桥遭到黑龙江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部顽强抵抗。在战区，日军先后集结多门师团等3万余人，另外有伪军3个团。还有相当数量的轰炸机和各种山炮、野炮、重炮等先进武器以及充足的作战物资。而马占山所率领的黑龙江守军兵力只有徐宝珍卫队团等1.3万余人，兵器上更是无法可比。日军的火炮射程在30里，黑龙江守军的射程最远超不过15里。同时黑龙江守军子弹匮乏，枪械不良。中国军队在江桥抗战中虽然最终失败了，但英勇的黑龙江守军面对几倍于己的敌人，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自己伤亡2000多人。这就是打响中国东北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战役。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的马占山部队江桥抗战十九路军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凭着民族精神，与敌血战33天，前仆后继，死伤约万人，经历了闸北巷战、吴淞要塞战斗、八字桥战斗、蕴藻浜战斗、江湾与庙行战斗、浏河战斗等战役，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不再增派援兵，3月1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亲临前线指挥部队抗敌（右立者）。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在同盟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约有300人。1933年6月，同盟军向日寇进攻，陆续收复了宝昌、沽源、多伦等地，并将日寇全部赶出了察哈尔省。这个胜利，极大的振奋了全国人民，但却激怒了卖国投降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蒋介石勾结日寇和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盟军在方振武、吉鸿昌的率领下奋起抵抗，由于众寡悬殊，最后宣告失败。吉鸿昌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向群众宣传抗日，与国民党军警英勇搏斗，这便是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兵谏亭（陕西西安骊山）•“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这次事件实关系我们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西安事变为什么能和平解决？思考周恩来（左三）、秦邦宪（左一）、叶剑英（左二）应邀赴西安，通过谈判，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公馆内西安事变时中共代表住址西安事变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西安的传单何应钦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中国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时，他任军政部长，力主武力解决，部署重兵准备进攻陕西，轰炸西安。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在政治顾问端纳（左）的陪同下前往西安营救蒋介石。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在机场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西北大学李云峰教授说：“西安事变一发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以调停人角色矢志于推动和平解决，顺应了包括国民党中多数派别、广大中间阶层等的抗日救国的根本要求。其间，不仅灵活处理了共产国际对事变易引发中国大规模内战的批评，更取得了蒋介石对国共团结抗日的承诺，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3.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1932年8至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向中共提出了要在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建议。•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在中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1935年8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内容主旨是要求停止内战，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4.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起族统一战线，是促成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定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提出了把全中国的革命力量团结组织起来去抵抗现在主要的敌人。瓦窑堡会议•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及红军将领46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军将领，明确指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其斗之争”，并主动作了让步。•毛泽东等表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人民红军委员会，已单方面发出停战命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为，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要之自卫手段，“希望蒋先生毅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5.国共两党互相让步，为实现合作扫除了障碍•12月初，陈立夫派代表张冲，由南京经西安、延安，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之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潘汉年到南京与陈立夫会晤。•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原则作为谈判基础:•1.遵奉三民主义•2.服从蒋委员长指挥•3.红军改编为国军•4.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为了进一步逼蒋抗日，在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在与南京代表和蒋介石本人接触中，正式表示:只要蒋介石抗日，共产党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1931年11月,第三党发表了《对时局宣传大纲》,痛斥蒋介石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抱所谓无耻的镇静政策和不抵抗主义。•中国青年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提出“政党休战,共同抗日”,呼吁“出死力以御强寇,化内战而为外战”。•青年党还提出“从速行动起来,推翻障碍抗日工作之一党专政”。•中国致公党也呼吁“取消党治,以团结党派共组抗战政府”。6.中间势力的努力•1936年1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李济深、蒋光鼐等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各党派应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抛弃一切成见,站在民族斗争的前线共同组成“联合战线,武装抗日”。对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表示赞扬,认为“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重大的影响。”•1936年5月31日，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和十九路军代表共70余人在上海集会，宣告成立全国各国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陶行知等。•联合会发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团结合作，建立统一抗日政权，以团结全国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何梅协定》签订时，他写道“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志之，志之。”7.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感情上涨，促成了对日政策的转变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1936年7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标志•1937年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团结御侮的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一大”会场•孙中山、李大钊等步出会场(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1.广泛地动员和团结了各种抗日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在中国出现了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即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军队的英勇作战和相互配合，有力地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2.为中共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抗战爆发时，我党党员只有4万人；红军和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总共只有五六万人。共产党在国内外政治影响有限，军事力量弱小。•抗战胜利时，我党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3.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使得外国列强刮目相看，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抗日战争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敌侵略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洗雪了近百年的民族耻辱，不仅把给中华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而且为最终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四）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1.两次国共合作的共同之处•2.两次国共合作的相异之处两次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