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失效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失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按语：苏东经济转轨已经历时十年。然而，在实施“休克疗法”之后不但没有迅速步入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GDP增长水平急剧下降，宏观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贫困增加。对此，必须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实践表明，经济转轨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包括从经济到社会的全面重构，它涉及机构基础设施、法律体系、金融系统、破产机制和竞争政策、社会资本的保护和创造。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和工业投资的匮乏表明，简单的私有化将导致资产流失，而不能创造财富。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成功表明，在竞争和私有化之间，竞争更为重要。扭曲的私有化只能导致垄断竞争、恶性竞争，使少数人暴富，而公平竞争则增进效率，使广大消费者受益。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竞争为主并伴随着非国有化进程，通过开放市场引入市场机制，成功地维持了高经济增长，并有效促进了社会发展。同西方经济学家对苏东转轨提出的所谓“理想模式”相比，中国的“有瑕疵的”和“不够完美”的渐进化改革更务实，也更成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东欧转轨十年后的今天，对经济转轨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估，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也对包括“华盛顿共识”在内的“标准的西方建议”的简单经济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此文是斯蒂格利茨继《转轨十年：改革向何处去》一文之后，于199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所做的演讲。本文对经济转轨的一些经验教训——主要是公司治理及相关问题作了更详细的阐释。狭义的公司治理问题是指采取一定的公司组织形式及监督管理机制，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有效激励，促使其采取能够增进所有者利益的行为。斯蒂格利茨拓展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该理论认为广义上的公司“所有者”除了所有者和管理者外，还应该考虑利益相关集团，包括工人、银行和地方政府。简单化地将国有资产出售或转让而不考虑相关利益者权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银行呆帐，进而损害储户利益，政府的税收也受到损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有效的公司治理是市场转轨成功的关键。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理论所指的公司治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治理问题，它涉及到了企业外部环境，包括法律体系，金融系统和竞争性市场等，也包括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实施有效的企业监管，遏制国有资产流失，促使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如何解决好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提高企业效益等重大问题，读读这篇文章，借鉴一下俄罗斯十年转轨的教训，将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一、简介二十世纪主要有两个重大经济事件，一个是从1917年苏联开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试验，最终以十年前苏维埃王国的崩溃而告终；另一个是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一个试验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即中央计划不能代替市场，即使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也无法替代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激励机制，即促进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符合消费者需求、创新的激励机制。但从第二个试验中汲取的教训却非常模糊不清，而我今天的发言就是主要针对于此。首先，事实所反映的情况是自相矛盾的。图一对转轨国家经济转轨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与过去的十年加以比较。（除了一个例外，这些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后比转轨前经济增长更差劲了）。实际上，大多数这些国家还没有能够达到1989年的GDP水平，也就说从平均意义上来看，这些国家今天比转轨之前更穷了。这一结果被其它生活富裕水平指标（indicatorsofwellbeing），比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所证实。图3所示的是转轨前后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情况。同样，结果并不乐观。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即使在全世界预期寿命平均提高两年的情况下，其平均水平仍有所下降。但是，有关贫困的统计数据更加令人担忧。在我们有统计数据的25个国家中，按人均每天4美元的标准计算，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4%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图4显示了生活水平受影响最严重的几个国家的这些变化。显然俄罗斯和其它几个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国家成功地否定了一个多年来成立的经济学“规则”，即增长（效率）和不平等之间的替代关系（trade-offbetweenefficiencyandinequality）。它们同转轨开始前相比在转轨之后成功地实现了低的增长和高的不平等。我有意地将一个非常成功的国家排除在到目前为止我所给出的数据之外，那就是中国。所幸的是中国的成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中国的人口相当于所有其它转轨国家总人口之和。在中国开始进行转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年平均增长率为9.5%，贫困人口比例也从60%下降到22%。低收入国家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三是在中国内部实现的。如果将中国的单个省份都看做是单个国家的话（有些省份人口超过了六千万，仅仅比少数几个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少），那么在过去20年中发展最快的二十个国家全部都在中国。中国的成功同俄罗斯差强人意的表现的鲜明对比见图5。图5中对这些国家在过去十年中的GDP增长进行了跟踪。不久前，一些在转轨初期起了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表达了对俄罗斯未来的乐观。他们出版了名为《俄罗斯是如何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或《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的繁荣》的书。而这种乐观的看法正被广泛接受。令人吃惊的是如此乐观的观点竟然没有数据支持。我们应该清楚一点：即一个自然资源蕴藏丰富的国家要找到愿意开发这些资源的海外投资者并不难，尤其是价格合适的时候。然而，更难的是创建一个以产业或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图6显示的是俄罗斯自然资源开发业和制造业占外国投资总额的比重。1994年，制造业投资占外国投资总额比重仅为7%，而自然资源投资却占了外国投资总额的57%。1997年，虽然数据依然不够完整，但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制造业外国投资比重进一步下挫，大约为3%左右。投资是受到了自然资源的吸引，而不是用于生产制造方面。还有其它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在转轨刚刚开始几年的经验是很清楚的：“那些自由化实行得迅速和广泛的国家比那些行动迟缓而覆盖面窄的国家转过来的速度要快。”那些对宏观经济实行迅速调整、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国家更可能比那些犹豫的国家做得好；那些迅速推行私有化的国家比私有化进行缓慢的国家要更可能做得好。然而，在转轨开始了十年以后，“联赛成绩”的排列与短短的几年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历史、地理条件和前景都比同中亚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更为相似的东欧国家中，自由化实现的早与总的平均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如果说还有点什么关系的话，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的是负相关性，见图7。事实上，从图8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转轨初期增长最快的国家在最近几年中不再是增长快的国家了。近期的证据（数据）也使人们对低通货膨胀的信条产生了怀疑：图9显示在东欧国家中，那些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那些高通货膨胀的国家，而并非是低通货膨胀的国家。因此，此刻我们能够作出的任何推断比1996年所作出的推断要模糊许多。初始时期经济状况和地理条件的差别意味着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机会，这些差别可能是转轨最终成功与否和/或转轨速度快慢的原因（也就意味着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相关性都可能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一点被那些急于为传统药方辩护的人们所忽视）。即使这样，世界今天的样子同许多人在转轨开始之初所想象的样子差别是巨大的。仅仅是几年前由于改革进度缓慢、不够完全而遭到严厉批评的国家，象乌兹别克斯坦和斯洛文尼亚；现在经济发展的相当好，而那些被捧为改革模范的国家，象捷克共和国，目前正面临着困难。这些数据是惊人的，它们至少应该使人们对过去传统看法的信心有所降低。但应明确的一点是我并不是把这些数据作为肯定的结论展现给大家，我只是认为可能我们对过去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有着过分和未被证实的信心。不幸的是这些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继续在一些领域对政策制定者施加着过多的影响。这些结论所不寻常的一点是它们不是任何数据“挖掘”（datamining）的结果，但可以肯定得是它们在许多方面证实了我个人早先的一些想法。每一次，我都提出一个假设，寻找那些由其它人已经构筑的标准的指数（事实上这些指标以前都是用来证实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比如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指标，并进行简单的相关性运算。无论系数在统计上是否有意义，结果都足以使人们，对过去曾经认为是一个经济和统计意义上都显著的相反观点产生怀疑。我相信这些结果会带动一个数据“挖掘”的产业，为西方经济学家提供收入颇丰的就业机会，即使是在传统意义上“发掘”相对重要的俄罗斯也将如此。进一步提炼是必要的。正如在后面我将说明的，在这些主要概念中有许多内在问题，因此相应的指标也就有问题：当一个企业发行了股票，并且股票是由一家公有企业（publicenterprise）持有时，那么这个企业是否真正实现了私有化呢？或者如果私有化的资金来源是一家银行的软贷款算不算实现了真正的私有化呢？并且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个贷款是否属于软贷款？在对任何结果进行解释时还应注意一点，而这一点也正是需要进一步进行数据探究的。虽然许多转轨国家可能表现为在国家政策上的巨大差异，而基于这点我们可以作出许多有意义的推断，但事实是这些国家在历史背景、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不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那么任何的推断都是成问题的。然而，即使有了这么多相关的变量，依然会造成一个鉴别不足的（under-identified）分析系统。更糟糕的是各国所奉行的政策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内生的（endogenous）,受该国的国情所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情况不好是由于自由化进行缓慢呢？还是有其它因素既导致了自由化进度缓慢又导致了经济增长低速呢？从长期来看，一些改革速度缓慢的国家经济增长反而态势良好，说明了改革进度对长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这比一些国家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自由化，经济增长高速的更能说明问题，对一些东欧改革快速的国家来说正好如此。与中亚的内陆国家相比，这些国家有可能会迅速加入欧盟，因此就获得了进入巨大市场的机会，也就更有动力实行快速改革，因而也就可能获得了对这些改革的一些额外的收获。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几张图表中将这些国家同其它转轨国家区分开的原因。早先的研究未能确认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所处地理位置的影响，也未能反映政策环境的内生性（endogeneity）。在这种情况下，所反映出来的自由化和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需慎重看待。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所获得的任何结果都应该谨慎看待。因为我们只是通过观察相互支持的理论和我们可以获得的一定信任度水平的证据的相互作用。但是GDP的水平的下降和贫困的增加，同独立获得的健康情况恶化的统计数据是相一致的。我也认为所观察到的问题恰恰是强调公司治理的信息经济学所预料到的。而这一情况本身也被报告的回归结果（regressionresults）所进一步证实。即使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也与其它数据和理论相一致。从传统角度来看，通货膨胀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它干扰了价格体制的正常运行。但如果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偏离了市场经济，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非货币的易货交易，价格体制的运行就会更加不完善。有关工资下调和价格刚性（pricerigidity）的理论认为将通货膨胀率压低到某一临界水平之下实际上将破坏经济的动态调整。显然，如果要求的调整越大，那么临界水平就越高。对转轨国家来说，这些调整尤其大。一方面，不言自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好处并没有达到那些对转轨备加热情推崇的人们所承诺的那样突出。准确地说，这些国家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对；但问题是没有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如果资本主义是如此之脆弱，以致于经受不起正常的人为错误，那么至少对这个世界而言，资本主义的优点就将令人质疑了。毕竟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进行的一个批判就是它太过乌托邦了。如此多的试验失败令人无所适从，更加令人忧郁不安，特别是当经济学理论对于失败所带来的后果预期明确肯定时，更是如此：象价格扭曲，中央计划，和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所造成的激励弱化，也就意味着资源分配效率低。减少这些扭曲，分散决策和私有化（即使做得不够完美），都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