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红色文献资料综述作者:赵莉来源:《丝绸之路》2009年第18期[摘要]红色文献资料主要指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因其史料性较强被人们誉为“现代文物”。本文对红军长征时期及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红色文献资料进行了综述。[关键词]红色文献资料;红军长征时期;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31—06红色文献资料主要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杂志等。红色文献因其史料性较强被人们誉为“现代文物”。红色文献是在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发行的,当年的印制数量本来就不多,又经历了持续战火的洗礼,故留存下来品相好的书刊很少,有些到今天已成为孤本。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及收藏价值。一、红军长征时期的红色文献资料(一)标语在墙壁上和木板上的标语都有保存下来的,甘肃的主要发现地是甘南和河西地区。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包括民族宗教政策),呼吁团结抗日。如“共产党是领导全国民众抗日的政党”,“建立抗日的西北根据地”,“誓死保卫中国”,“联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一致对日做战”,“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军民联合红军抗日反蒋”,“番民组织自己的政府管自己的事”,“信教自由,保护清真寺”等。这样的标语在四川、宁夏等地也有发现。龙源期刊网(二)印章甘肃省博物馆举办的“中共甘肃党史展”展出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印章,木质,圆面,方柱钮,面径10厘米,钮长8厘米。印面文字上下沿边布局,中间为地球,上为镰刀斧头。此印章发现于甘南地区迭部县。1939年9月,毛泽东等率领的长征中的红军左路军进入甘肃。9月12日。党中央在迭部县的高吉村(又称俄界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兼财政部长的林伯渠参加了会议。甘南地区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再加上小股不明真相的藏民武装的骚扰,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林伯渠的两个箱子丢失了。关于此情况,在《林伯渠日记》中有记载:1935年9月15日、16日,随身携带的两个“背子”(即用于背物品的用藤条和绳子编的背篓)丢失。这枚印章可能是这次遗失物品中的一件。(三)没收财产证为二联证件的右半部分,纵14厘米,宽13厘米。证上竖写:“查得口口口口勾结卖国军阀鲁匪压迫民众,我抗日红军到此即有群众报告。兹为清除抗日障碍,顺利抗日,特宣布没收口逆财产一部发给本地群众(部充作抗日经费)。”落款为“中国抗日红军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副主任李卓然”,时间为1936年8月16日。1936年8月初,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长征中的红军左路军队进入甘肃南部,制定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随后开始实施战役,从8月5日到9月初,红军在岷县、临潭一带给军阀鲁大昌部、马步芳部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红军还开展了建党、建政、扩红等活动,为继续北上做准备。(四)壁报《怒潮》专刊征集于甘肃省岷县西川区雅鸟乡。长118厘米,宽55厘米。壁报的左上部有刊头题字“怒潮”,上面绘有人物,落款时间为1936年9月18日,并标明为“第一期”。这充分说明,即使是在紧张的行军和作战之际,长征中的红军对宣传工作始终很关注和重视。(五)《红军须知》宣传文书《红军须知》宣传文书为薄桑皮纸质,纵10厘米,宽8厘米。其第4页左边缝处印有“红军须知”和“第三册”字样。文书后署“红二十五军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翻印”等字样,时间为1935年9月10日。文书中的内容主要为红军中为什么要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的职责与工作,政治部是什么,苏维埃是什么,红军的宗旨是什么,红军的纪律有几条,红军经常做些什么工作,怎样才能是好的革命战士,常夫、伙夫、勤务、马夫十大注意等。红二十五军与陕北龙源期刊网月,会师的时间和经过有关文献中有记载。程子华等著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1935年)9月7日,我军到达陕甘根据地保安(志丹)县的豹子川,鄂豫皖省委在此开会,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月15日,在陕甘边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声中,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红军须知》中的内容,主要涉及红军中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宣传苏维埃政权、对士兵的纪律和职责的规定等。这份《红军须知》是第三册,因此在此之前红二十五军一定印过第一、第二册。这说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军队中党的建设和军队中士兵的纪律和职责管理十分严格,宣传工作也很积极。(六)《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章》为薄光纸张,油印本,纵12厘米,宽10厘米。征集于甘肃省张掖市。扉页图案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光芒四射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中部为地球图案,并书“中国共产党党章”;下面书“第三十军政治部翻印”,再下为时间“1934.4.5”。正文内容计有15章53条。这份党章的内容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相同。这个党章中的内容包括党的名称、党员、党的组织系统、支部、城乡区的组织、县或市的组织、省的组织、党的全国会议、党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互相关系等。根据党章上所记时间,1934年4月,活动在川陕根据地的红三十军政治部曾经翻印了六大通过的党章。1936年底到1937年初,在红西路军中这个党章仍被西路军战士保存着。这个时期,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张掖一带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高台战役、倪家营子战役中许多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董振堂、杨克明等烈士都是在高台战役中牺牲的。在如此艰苦的岁月里,党章仍被红军干部战士携带在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七)盖有“中国共产党红四方面军第卅军党务委员会”方形印章的党证党证为纸质,纵19.5厘米、宽13.5厘米,上有列宁、斯大林的头像和五角星、镰刀、斧头图案。下部为表格,空白。有姓名、籍贯、住址、年龄、性别、何时何地入党、何人介绍等栏目。(八)《争取藏民的歌》《争取藏民的歌》为油印歌本,长12厘米,宽10厘米,计20页。内容为“十要十不准”,音乐调采用“小放牛”的曲调。歌词部分内容如下:龙源期刊网一目前的工作,什么最重要?红色指战员,样样要做到。争取那番民,怎么做得好?怎么使番民们,拥护我红军?二少数民族的,工作最重要。十要十不准,样样要做到。接近那番民,乡亲如兄弟。打汉官和帝国,拯救那番民。三十要十不准,什么人号召?里面包含着,什么内容呀?十要十不准,一共几多条?怎么能使那,条条都做到?四十要十不准,政治部号召。一切的纪律,具体规定了。十要十不准,一共二十条。一个个都清楚,条条都做到。歌词的后面署有“总政治部,三月十六日”。“三月十六日”即1936年3月16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中,第一方面军进入藏族群众聚居区是1935年的5-9月。红二方面军是1936年的4月底到达四川甘孜藏族聚居区,7月与四方面军会师。根据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的记述,红四方面军是1936年2月上旬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向康定等地转移的。1936年3月1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炉霍。他记述:这一带“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区域。藏族土司、喇嘛权力很大,是实际的统治者。喇嘛庙林立,县城的庙宇盖得金碧辉煌。气势非凡,象征着佛教的显赫地位。喇嘛寺均拥有大批的土地、粮食、酥油、金银和牛羊,并有武装自卫。陈昌浩、刘伯承所部在炉霍的一座寺院,即获得粮食1万斤、羊毛10万斤、盐4万余斤,及一批贵重药材、金银器、毛毡、武器弹药等。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我军放宽了对土司、喇嘛的政策,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用借贷的方式,取得我们急需的军用物资”。可以肯定,《争取藏民的歌》当为1936年3月在四川制定的。由于3月15日已进入藏区,很可能在此之前就进行了策划和宣传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制定尊重少数民族信仰和生活习惯的措施,对保证红军的供给、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藏族地区制定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在进入甘肃后仍然继续执行。甘肃省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甘南地区时的写在木板上的标语,有“红军公买共卖”,“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番民自己管自己的事”等。许世友在回忆中写道,红军在经过藏族聚居区时曾喊话给藏民,所喊的内容有“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提倡信教自由,保护藏回蒙民的利益”。这种通俗的文书式样,与1935年春红军在大凉山地区以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非常相近。这张布告中有这样的句子:“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负。”(九)对回民的《八要十不准》宣传文书龙源期刊网对回民的《八要十不准》宣传文书为纸质,墨写,一页。“八要”的内容为要保护清真寺、要保护回商、要号召群众回家、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要联合回民抗日救国等。“十不准”的主要内容为:不准不尊重回民的饮食禁忌、不准不尊重回民妇女和宗教人士、不准随便乱翻经书、不准到回民群众家里乱翻、不准在清真寺周围吵闹、不准打回民的土豪等。红军长征进入甘肃以后,就将对回民习俗尊重的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执行。1935年10月,进入甘肃、宁夏回民聚居区的一方面军对红军执行回民政策做了具体的规定、要求:进回民村须先派代表与回民接洽,经对方同意后才可进村宿营,否则就在野外露营;对回民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保护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红军对回民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时应执行的“三大禁条”是禁止人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1936年10月,红军总政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禁条”,并增加了“四大注意”,即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民族的团结。对回民的《八要十不准》宣传文书为我们认识和探讨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和文化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红色文献资料(一)领袖著作领袖著作主要有马恩列斯等无产阶级导师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如《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论共产国际》中译本、《共产国际纲领》中译本、《列宁主义问题》中译本、《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许多是首次印刷出版,计有《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论联合政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时局的声明》。另外,还有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徐特立、林彪、贺龙、刘伯承、项英等人有关抗日战争战略战术文章的文集《抗日游击战争之理论与实践》等。以上著作对研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宣传、了解革命导师和领袖的人生经历是弘扬优良学风的一个重要手段。马、恩、列、斯的传记作品,以及反映他们在特定时间革命经历的作品也受到欢迎,如《列宁在1918年》、《斯大林与红军》等。延安时期,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激励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延安时期的出版物,无论书籍或刊物。许多在封面印有毛泽东头像。学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在陕甘宁边区蔚然成风。这方面也出版了一些书籍,如《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毛泽东印象记》等。龙源期刊网(二)反映党的建设方面的书籍陕甘宁边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书籍中有关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