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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TO框架下中国遭受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案例分析摘要:《欧盟反倾销基本法》第9.5条通过滥用WTO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模糊规定，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企业能否获得单独税率进行“有罪推定”——即存在国家控制，而要求被调查企业反过来证明自己“无罪”。这一做法违背了WTO有关调查机关应对每一个企业确定各自单独倾销幅度的基本义务要求。2011年7月15日WTO上诉机构就“中国诉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发布最终裁决报告，通过澄清倾销幅度与反倾销税的关系问题、抽样是否构成《反倾销协定》第6.10条所规定单独税率的唯一例外、能否将国家视为一个“生产者”并统一计算倾销幅度等，裁定该条有关单独税率的规定与WTO规则不符。这一裁定将可能迫使欧盟重新审查并修改其反倾销制度，对于中国扭转反倾销调查中因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而深受其害的不利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非市场经济反倾销单独税率一、案情简介2007年11月9日，欧盟委员会根据欧洲工业紧固件协会提出的申请，对中国出口至欧盟的碳钢紧固件启动反倾销调查，案件调查期为2006年10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2009年1月2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钢紧固件作出反倾销终裁，当日生效。一直以来，欧盟的反倾销立法，尤其是其中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规则就存在诸多明显不合理甚至违背WTO规则的嫌疑。受外部金融危机背景的影响，欧盟调查机关所发起的中国紧固件产品反倾销调查中表露出尤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其调查和裁决严重缺乏公正性和透明度，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紧固件企业的正当权益。为此，2009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就欧盟对中国紧固件实施反倾销制裁提起WTO机制下的磋商程序，为中国的紧固件行业积极寻求救济途径。经过多方努力之后，双方仍无法通过磋商解决争端，WTO于10月23日宣布成立专家组审理此案。经过1年多的审理，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分别于2010年12月3日和2011年7月15日就“中国诉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发布裁决报告，裁定欧盟反倾销规则384/96号，第9.5条要求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或生产者必须符合该条所订立之“单独待遇测试”要件才能适用“单独税率”的规定，不符合WTO《反倾销协定》第6.10条和第9.2条等规定。二、围绕《欧盟反倾销基本法》第9.5条的法律争议（一）《欧盟反倾销基本法》第9.5条的适用范围本案中，双方围绕《欧盟反倾销基本法》第9.5条有关单独税率的规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该条是其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的主要规则之一，涉及倾销幅度的计算并进而决定反倾销税税率的方法。非市场经济问题的起源可追溯于冷战时期，它是西方国家在处理基本贸易待遇和反倾销问题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国家制定所有2国内产品的价格，并对贸易实行垄断，其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不能正常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不受价值规律的约束。因此，在反倾销调查中如果直接采用其国内价格来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从而判定是否存在倾销是不合适的。《欧盟反倾销基本法》第9.5条规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除非能够证明符合欧盟的所谓“单独税率”要求，否则只能按照“一国一税”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实际上是在中国出口企业能否获得单独待遇的问题上首先做“有罪推定”，而要求中国企业反过来证明自己“无罪”。因此，该条所规定的单独税率制度，实际上是欧盟反倾销法中最不合理并值得质疑的内容之一。所谓“一国一税”，即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完全受国家控制，因此来自所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都被认为是由同一生产商生产的，在反倾销调查中不管出口商的出口价格高低，均按所有出口同类产品的倾销幅度加权平均计算并适用统一反倾销税。这种做法导致出口商在反倾销调查中无论是否存在倾销、是否存在倾销幅度上的差异、甚至无论是否应诉，其结果均无二致。在企业不应诉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则按其“所能掌握的最佳材料”断案并进行缺席判决，结果往往就是进口产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显然，这种一国一税的做法严重缺乏法律上的公正性和客观性。WTO《反倾销协定》第6.10条第一句明确规定：“调查机关通常应对被调查产品的每一已知出口商或生产者确定各自的倾销幅度。”按此规定，调查机关对每一个企业确定各自单独的倾销幅度，是一项基本的义务要求。然而，《欧盟反倾销基本法》第9.5条仅将“单独税率测试”作为“一国一税”的一项例外而存在，且被额外施加诸多限制并要求出口企业举证其是否满足这些特定标准，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反倾销应诉造成严重负担和不公平待遇，因此是中国在紧固件案中的首要攻击目标。1.中国认为，正如第6.10条要求主管机关单独计算倾销幅度，第9.2条要求主管机关在征收反倾销税时应列出有关产品供应商的名称，除非列出来自同一国家的所有供应商的名称是为“不可行的”情况下，主管机关才可仅列出有关供应国的名称。很显然，主管机关在调查中必须使用抽样方法，构成反倾销协定下被允许采用国别税率的唯一例外。《欧盟反倾销基本法》对单独税率的获取施加了额外的条件，因此违反了《协定》第9.2条的规定。2.欧盟则认为，《欧盟反倾销基本法》第9.5条只对反倾销税的征收做了规定，并不涉及倾销幅度的计算。《协定》第6.10条第一句所规定的义务术语是纯粹程序上的事项，它要求主管机关对每一个已知出口商或生产商单独计算倾销幅度，而不涉及究竟如何计算这一幅度。倾销幅度如何计算由该协定其他条款所调整。该义务的性质与中国的指责截然不同，其关键词是单独的，而根本不涉及什么国别、税率之类问题。反倾销税的征收由该协定第9条所调整。因此，欧盟认为，第9.5条与第6.10条所设定义务无关。（二）抽样是否构成《协定》第6.10条所规定单独税率的唯一例外根据《协定》第6.10条第一句规定：主管机关通常应对被调查产品的每一已知出口商或生产者确定各自的倾销幅度。据此，中国认为第6.10条确立了单独税率的一般原则。《协定》第6.10条的第二句同时规定：在出口商、生产者、进口商的数量或所涉及的产品种类3特别多而使做出此种确定“不切实际的”情况下，主管机关可通过在做出选择时可获得的信息基础上使用统计有效的抽样方法，将其审查限制在合理数量的利害关系方或产品上，或限制在可进行合理调查的来自所涉国家出口量的最大百分比上。据此，中国认为抽样应该是第6.10条第一句话所确定一般原则的唯一例外。但是欧盟在对于《协定》第6.10条第一句与第二句关系的解释上却认为，第6.10条所确定的一般原则，即应对被调查产品的每一已知出口商或生产者确定各自的倾销幅度，这只是作为一种优先选择，而并非要求所有反倾销案件均必须遵循的严格义务。而且协定6.10条的第二句中的“抽样”并不构成单独计算倾销幅度这一原则的例外，第二句话只是对抽样的条件和构成的肯定性规定，一般原则与进行抽样的可能性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专家组驳回了欧盟的意见。协定6.10条第一句话的措辞是：主管机关通常应对被调查产品的每一已知出口商或生产者确定各自的倾销幅度，第二句话进而指出可以进行抽样的情况：“在出口商、生产者、进口商的数量或所涉及的产品种类特别多而使做出此种确定不切实际的情况下，主管机关可通过在做出选择时可获得的信息基础上使用统计有效的抽样方法，将其审查限制在合理数量的利害关系方或产品上，或限制在可进行合理调查的来自所涉国家出口量的最大百分比上。”专家组认为，从条文表述可以看出6.10条第二句规定的“统计有效的抽样方法”确实构成第一句话所规定一般原则的唯一例外。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如果第6.10条的起草者未打算明确单一倾销幅度的确定义务，可以选择使用“有必要”（itisdesirable）或“原则上”（inprinciple）来替代“必须”（shall）一词。至于欧盟所列举的除抽样之外可能构成6.10条第一句例外的其他情形，专家组认为那些情形直接源自于《协定》其他条款所赋予的特定权利或义务，因此不构成第6.10条有关计算单独倾销幅度义务的例外。（三）能否将国家视为一个“生产者”并统一计算倾销幅度欧盟认为，如果若干生产者之间具有关联，则主管机关不必为每一生产者计算单独倾销幅度。通过《欧盟反倾销基本法》第9.5条的单独税率测试，欧盟委员会可以确定若干生产者与供应国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如果是，则这些生产者应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单一倾销幅度并征收单一倾销税。非单独税率供应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欧盟认为，《反倾销基本法》9.5条的目的在于，通过单独税率测试，确认生产者与供应国之间是否具有紧密联系，只有这样，反倾销税的施加才能有效地指向价格歧视的实际来源。专家组并进一步驳斥了欧盟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国家控制的“有罪”推定论。欧盟认为，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假定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国家控制是一项基本的规则。1[24]专家组指出，尽管包括欧盟在内的少数WTO成员在反倾销调查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但也有大量的其他WTO成员国未采取这类做4法，因此，欧盟的这一论断缺乏法律基础。对非市场经济体的生产者适用这一“假定”，将严重侵蚀《协定》第6.10条要求为每一生产者计算单独倾销幅度的基本规则。专家组认为，虽然《欧盟反倾销基本法》第9.5条的目的在于识别供应国才是价格歧视根源的情况（主要是产品价格有国家控制，而非生产者自主决定的情形），但是由生产者自主决定出口价格、数量和其他销售条件只是单独税率测试中的一个要求，生产者要想获得分别税率的待遇，还需满足其他4个条件，例如汇率条件和控股条件，所以，即使生产者拥有自主决定价格的权利，表明国家并非造成价格扭曲之根源，但若未满足其他条件，仍不能获得单独计算倾销税率的待遇，在此种情况下，欧盟的解释是前后矛盾的。而且，按照欧盟的立法原意，不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确定单独的倾销幅度，是担心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全部为国家垄断，如果为每一出口企业确定不同的倾销幅度，可能会导致规避。这种理由主要是基于操作上是否合理或者是是否公平的问题，而并不是操作上是否可能或者是否无法进行的问题。三、结论在WTO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规则的模糊性也使得许多国家在反倾销调查中有了较大的滥用空间。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案件并不能彻底解决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国在《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承诺，允许中国贸易伙伴在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除非被调查的我国生产企业能够清楚地证明其所属行业在产品的制造、生产、销售等方面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作，达到上述要求，但是在协议生效的15年（即到2016年）后，无论情形如何，各国都将在反倾销诉讼中以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对待我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对世贸组织规则越来越深入的掌握，中国政府会更多地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争取更多的利益。5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