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女性的自身价值---以古代文学作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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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女性的自身价值---------以古代文学作品为例可兰西子【摘要】自身价值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社会与他人对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肯定的关系,依赖自身及自身以外的人、事、物来体现的价值。古代女性在这方面的体现更为甚者,而我国古代文学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喜或悲的人生,或平淡或戏剧的遭际,都是自身在当时社会状况中的一种时代的缩影。本文阐述了古代女性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父系氏族”下如何体现自身价值。【关键词】古代女性封建社会自身价值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除了带来了一系列的繁文缛节、皇权至上、男尊女卑等外,还对人进行三六九等的贵贱之分。有的人生下来就穿金带银、贵不可言;有的人食不果腹,生来是被奴役的命,还称作不可违抗的“天命”。身份地位高者眼界就高了,觉得自身高人一等,只交与自己家庭背景相似的人,耻于与平民百姓为伍。而身份低下者自知出身卑微,亦不喜取悦他人。所以更让自认贵者更贵,贱者更贱,促使贵贱不相交。特别表现在古代女性追求爱情“自主”上的门当户对更为明显。俗话说“龙配龙,凤配凤,老鼠配臭虫”古代女性以婚嫁前与婚嫁后的家庭背景做比较作为对自身价值评价的标准。一、身份地位,贫富差距古代女性常以“财貌取人”,贫穷人家的女子顺利些婚嫁上便可门当户对,横向发展,倘一旦被窘境逼迫便有卖妻卖女入烟花柳巷之说;若姿色尚可,在达官贵人府上为奴为婢;姿色上乘者,也许可被其看中纳为妾者,过些使唤人的生活。“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有权势而又是极品者,尤为难得!杨玉环的殷实的家底让她有殿前秀女选拔的机会,绝色容颜、能歌善舞使她成为了寿王李瑁的王妃。从寿王妃到杨贵妃角色的转变,她身增万倍,享三千宠爱于一身的绝世恩宠。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恩宠不仅限于本人,更是泽披其整个家族。杨家亲戚只要能拉上关系的,通通升官发财。其三个姐姐均受封为夫人,甚至不用打扮就可以面圣,堂兄杨钊(杨国忠)做当朝宰相,位及人臣。就连驸马都会因一个杨家的家奴隶而停官。有白居易《长恨歌》中说“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无以复加的恩宠,竟改变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杨贵妃的幸运是千万女性梦寐以求的天恩,是古代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可与肯定!封建社会中,金钱与财富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多少平民百姓为了好一点的日子,撞破头颅、挤破名门地把女儿往上送。若能成一偏房侧室便感恩带德、无上荣光地拜谢。殊不知,为满足父母私欲的女子,因嫁与富贵,从此“一入候门深似海”天天过着担惊受怕、暗箭冷枪、任人宰割、倍感煎熬的日子!脍炙人口的“三言二拍”之《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苏三与古代大多数贫穷女子一样,幼年因贫困被卖入妓院并成为红极一时的名妓。日日歌舞、浓妆华裳,受人挑选调戏后还得笑脸相迎,遇王良人后私定终身。王生万金散尽被势利鸨母赶回家,苏三受尽鞭楚之苦拒不接客。不堪辱打后苏三被卖给商人沈洪为妾,沈洪被妻子药死后,其妻再诬陷小妾苏三。这个故事在讲究门第观念的封建社会,却是常见的现象。从“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古代“奇女子”杨贵妃到为妓为妾的青楼女苏三,可以看出,富贵人家的女子与贫穷人家的女子遭遇是不等同的。贵则配贵,贱配贵只能为妾,贵贱自有“天命”!二、“三从四德”○1,封建伦理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大部分人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认知一直都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而女性在社会结构构成中,占据的是与男性两相鼎足与支持的地位。“人”字两笔,左一撇是男性的霸道与掌控,右一捺便是女性的支持与服从。“以小见大”由此可见,家庭是社会的小小缩影,这一点也显著地体现在古代家庭生活中。况且,古代女性所扮演的家庭角色是封建中国传统女性的“天职”,也是华夏千千万万古代女性的代表典范。这就是传统女性的家庭观念,其实就是指她们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从为人子女,有了丈夫,到有了子女,于她们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我们可以从女性作为子女、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三个方面来了解古代女性在家庭中的自身价值。1、少从父“乃生男子,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弄之瓦。”女子从出生开始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力。男子可上私塾接受教育,而女子却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主张女子读书做学问。只授些如班昭的《女诫》,长孙皇后的《女则》之类的书,封建社会的这些所谓女教、女学一般由身边亲近的女性向女子灌输奴性服从的礼教纲常,惯性地给她们套上精神枷锁,束缚女子的一言一行,限制她们个性发展,以使女子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又一个自觉遵行者、殉道士,使她们长期安于被压迫,习于被奴役的地位。《孔雀东南飞》中描绘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所以教育内容主要也是以“女红”为主。言行举止方面:要求女性“笑不露齿”,行动上处处受制于封建家长的严格管束,被幽禁于深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便是有事出门,也必须“拥蔽其面”。宣扬“男女授受不亲”,连不小心的肢体触碰都视其为洪水猛兽、惟恐避其不及。但凡见了被缠的足以后便要求其负责一辈子,终身大事就此因小事草率决定了下来。在婚姻大事方面:对于内心的爱慕者只能“发乎情,止于礼”,甚至没有追求爱情自由的权利,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贫穷人家为打通上层关系,女子便成为权势的工具,沦为妾婢,好一点家庭的女子或许可以成为结发妻子。但哪一个不是家族间政治与经济的牺牲品?即使是皇亲贵族也不能自由追求爱情,他们的婚配完全被掌握在父母手中。虽拥有世界上最尊贵的身份地位,但是最尊贵的身份地位却剥夺了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如作《悲愁歌》的江都公主(汉江都王刘建之女),因汉武帝为达成与乌孙国王昆联盟,共制匈奴。被其父皇下旨下嫁乌孙国王昆,昆莫死后,其孙岑陬继立为王,按照习俗新王要继承旧王的所有妻妾,细君公主无法接受,但为顾全大局,细君请示其父,父曰:“从其俗”,因此只得再嫁岑陬。作为汉朝与乌孙的第一个“友好使者”,古代和亲女性中取得成功的第一人,国与部落之间的联姻,用女性和亲的方式换取政治上暂时或短期的安定,在古代也是见怪不怪的事。身上担负着国之使命的女子谈何归根何处,更谈何婚姻自主!2、嫁从夫古代社会中,女子“出嫁从夫”是“三从”中最特别又是最重要的一环。“从夫”不像“从父”“从子”那样有血缘作为依托,它是完全的靠外来定义而形成的一种束缚。因此,这样的束缚更有力量,带有更多的道德色彩,也更无法摆脱、无从抵抗。古代文学里《醒世恒言》中的朱多福就是一个封建的伦理道德依据男性的要求而制订的一系列妻德规范典型。面对身患恶疾的丈夫,她既不同意取消婚约,也没有对随之而来的艰若生活作任何一丝的不满与抵抗。反而以一种“天经地义”“习以为常”的态度对待,嫁过去以后更是尽心服侍,毫无怨言。在这个形象上充分体现了朱多福的每一次选择与每一个行为举止都深深地烙入了封建制度下古代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要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已婚妇女称谓随夫改变,深深打上了妻隶属依附于夫。在家庭经济中又遵循“男主外、女主内”严格的家庭分工模式,把妇女的一生束缚在家庭之内“相夫教子”。稍让丈夫或其父母不满意的话,便可以“七出”○2之一休之,驱逐出家门。“百行孝无先,无后为大”就连生男生女这样随机的事都归女性的个人职责,只是视她们为繁衍后代的工具与载体。在婚姻上遵循男尊女卑的观念,实行一夫多妻妾制。男性可以允许“三妻四妾”,女性只能“从一而终”。且不说妻子在家中的地位如何地低下,姬妾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西晋时期的巨富石崇:一场欢乐的宴会成了美人的屠场,每逢大宴宾客由姬妾侍酒,宾客有饮酒不尽兴者,当即命侍卫把陪酒的美人拉出去砍头。丈夫尚如此待妾,何谈情感?不过是个可打可骂可杀之物罢了!平民如此,纵使女子身份再尊贵,也依然逃脱不了这种命运。“伴君如伴虎”身为皇上的嫔妃宠妾稍有不甚,人头落地,这些血一般的事实都说明,在丈夫眼中,妻妾不过是愉悦自己,随意处置的东西罢了。古代已婚或未婚男子允许寻花问柳且不具有贬低的意味,相反还称赞其为“风流倜傥”,美约其名“人不风流枉少年”;女子若是遇个相识相知的,近些便引人非议,倒成就了“水性杨花”的骂名。轻则被左邻右舍指指点点,重则一生的幸福败于流言蜚语,自此正值花期,无人问津,老无相依。随宋代程朱理学的深入发展,女性的贞节观越发重要起来。宋朝以后,若一个女子嫁到夫家,丈夫病故,就得守寡终生。甚至自小订下娃娃亲的女子对素未谋面的准丈夫,若在期间逝世,也倡导守其寡。还会为其颁“贞节牌坊”,表明其行为的高尚与难能可贵,这种抑制女性身心自由发展的行为却在当时被大加赞赏。这无疑是封建礼教强加给女子身上又一把沉重的枷锁,毁了无数女子终身的幸福。3、老凭子“夫死从子”是古代女性人生掌控权交替的最后一个环节。不同于“从父”“从夫”,这里的“掌控”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自愿。因为拥有母子间的血亲关系。初为人母便将子女当作自己的所有物。按照自己想要的意愿,打着为子女将来着想的幌子,冠冕堂皇、理所应当地担起了这塑造者的职责。对于死去丈夫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从子”就是“从夫”的延伸,一方面,她不但要守节立志不嫁,还要含辛茹苦地抚养子女,教育子女长大成人。另一方面,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权威代表,对子女的婚事有决定权。如广为人知《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因丈夫逝世,独掌家权所以显得蛮横无理,她眼里的儿媳只有贤女秦罗敷,觉得刘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已犯七出。尽管焦仲卿再怎么恳求、再怎么坚持亦是无济于事,仍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而休妻。最后只能与深爱自己的妻子,先后共赴黄泉。古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似乎他们与生俱来骨子里就确定了男尊女卑的地位。再加上“正位乎内”的角色定位将母亲的功用仅局限于家庭之中,所以古时母爱的付出对象大多是儿子。古人还有云“女大不中用,女大不中留“封建社会视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如此一来,男子被认定为继承家产、发扬宗族的后继者与顶梁柱,也是众望所归、天经地义的事了。封建社会的女子丈夫便是生活的全部依托,丈夫是天是地,说出的话像“神意”般“领命”。在妻妾成群中,如何能时时受宠、身价倍增、身娇玉贵便成了她们一入府第的最初出发点与最终目标。正所谓“不孝有三”古代有多少女性因生子得福,从此母凭子贵荣恩不断。《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列传一后妃中有记载:清朝时后宫嫔妃先是“子凭母贵”,然后才是“母凭子贵”。雍正即位前虽然钮祜禄氏生下了四阿哥,但其地位也就相当于侍妾。雍正即位后,钮祜禄氏并不受雍正帝所宠爱,虽然位阶尊贵,却备受冷落,“是福过于予”因其子弘历深得祖父康熙帝和父亲的喜爱,为此他的生母自然倍受恩宠,被封为熹妃,又进封为熹贵妃。弘历立嗣以后,乃得母凭子贵,雍正帝临终,留下遗命,封为皇后。先不说其躲过多少深宫冷箭,避过多少勾心斗角,单因她能一朝成凤,母凭子贵就足以证明她的聪慧与隐忍。在森森宫闱中,对于没有为皇帝生下一儿半子的甄皇后遭谗被弃后作了《塘下行》。一个原本冠绝后宫的女子,多年深得宠幸的才女,竟不得不以轻贱自况,她降格以求丈夫怜悯而不可得,终于被遗弃,被赐死,这充分说明封建时代妇女地位的低下和命运的悲惨。作为皇后,地位在万人之上了,在封建社会仍避免不了任人摆布,被人进谗的窘境。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从妃子无数的皇帝到妻妾成群的豪族,都是把妇女当成了玩物。其价值高低完全取决于她们姿容的美丑。色衰则爱弛,爱驰则恩绝,几乎是千千万万古代女性普遍命运的真实写照。三、质洁气高,独秀一枝从替父出征的花木兰到一代天朝女君的武则天,无数不甘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女子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谁说女子不如儿郎,是谁说柔胜不了刚”。穿梭在封建父权家长制度和封建道德规范使男女关系成为主从与尊卑关系中,她们敢于做出“一妻不事二夫”的举动;敢于打破婚配“从父”的行为;敢于直指丈夫的朝三暮四、不顾旧情。拼力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表现自身的价值。1、突破封建束缚,婚恋自由的践行者“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她是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未婚夫未婚而亡,十七岁便在娘家守寡。一曲《凤求凰》司马相如以琴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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