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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No.3May.2015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ReviewofChina第3卷第3期2015年5月环境社会学视野中的空气质量问题——大气细颗粒物污染（PM2.5）影响因素的跨国数据分析王琰内容提要：大气细颗粒物污染（PM2.5）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生态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分析框架，在世界范围内解释细颗粒物污染现象的影响机制。对114个国家的分析结果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对细颗粒物污染的解释得到较好的支持，PM2.5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得到有效治理，其中城市化水平和PM2.5质量浓度呈倒U型曲线关系，国家科技水平和政府环境治理程度的提高都会显著降低PM2.5质量浓度。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的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线性负面影响没有得到支持。研究还发现对细颗粒物浓度的环境风险转移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世界体系理论得到部分支持。关键词：大气细颗粒物污染；环境社会学；生态现代化理论；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幅度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但同时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产生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其中，大气细颗粒物(PM2.5)污染因为对人体健康、大气能见度和地球辐射平衡的严重危害，①受到民众广泛关注。PM2.5是指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或者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其化学组成由于各地污染源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是构成雾霾的主要成分。因为直径极小，PM2.5可以通过呼吸系统沉积到呼吸道和肺泡，甚至进入其他器官。PM2.5极易吸附有毒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细菌和病毒等，②人体暴露在PM2.5浓度较高的环境下会导致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③甚至引发癌症。④现有研究多将PM2.5污染现象作为一个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其化学组成成分和污染源进行分析。但PM2.5作为主要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污染现象，⑤对它的研究理应将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纳入分析框架，从社会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讨论社会架构对细颗粒物水平的影响，从根本上探寻有效治理措施。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因素如何对自然环境加以塑造以及自然环境如何影响或建构社会事实的双向过程。⑥在分析社会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时，环境社会学研究者提出了三个主要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范式、生态现代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KZXB1481）。作者简介：王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社会分层和定量研究方法。--53这些理论为我们理解影响PM2.5的社会性因素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遗憾的是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只是进行政治、经济等单一维度检验，例如政策调控、⑦经济活动、⑧人口结构⑨等因素的影响，较少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此外，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空气污染，如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⑩针对近年来民众极为关注的PM2.5污染的社会学研究仍然是很少。相比于其他污染气体，PM2.5的组成更为复杂；相比于粗颗粒物(PM10)，PM2.5污染元素富集程度更高；PM2.5这些特点使它的发展和治理过程与其他空气污染物会有所差别，要求我们进行细致的研究。本文希望借鉴环境社会学的三个核心理论，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国际地位等角度对PM2.5污染进行多面向的社会学分析，探讨影响PM2.5的社会机制，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一、理论背景：现代化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一）政治经济学范式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在讨论现代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时，通常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视为自然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强调二者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立性和冲突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生产跑步机理论(TreadmillofProduction)和城市代谢失衡理论(MetabolicRiftThesis)。生产跑步机理论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比作一个永不停歇的、机械重复的生产跑步机，“由于经济自由竞争和资本的集中，经济增长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和最终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各个主体都被卷入到这一过程中。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企业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在生产中，从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经济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劳动者降低失业风险，因此劳动者也是经济发展的支持者。由于经济生产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再加上受到大型财团和民众意愿的影响，政府往往是扩大经济规模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形成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强力联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从内部停止生产对环境的破坏的动力，经济增长成为各主体的“理性”选择，忽视了经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非理性后果，不可避免地带来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自然互动论述的总结，福斯特(Foster)提炼出城市代谢失衡理论。该理论强调城市化过程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反映了人类和土地之间的代谢失衡，产生了以土壤退化和人类废弃物对城市空间的侵蚀为代表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具体来说，城市化使人类活动脱离了与土地的直接联系，人类产生的有机废弃物无法像农业社会中一样循环返回土地，人地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有机肥料的缺失催生了农业肥料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包括地下水污染、湖泊水质恶化等大量的环境问题。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也隔绝了农业社会中传统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导致对矿产资源的消耗、对森林的破坏和大量生产生活废弃物的产生。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至少会在以下三个方面促使PM2.5浓度大幅度提高。首先，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比起农业耕作，工业生产需要更多的化石能源，同时也会排放出更多硫、氯、溴、铜、锌等工业污染元素，富集在细颗粒物中，提高细颗粒物质量浓度。第二，为了满足城市人口需要而进行的城市建设会导致大量的施工和道路扬尘，研究发现这些扬尘对细颗粒物的贡献率至少占到五分之一以上。第三，人类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大促进了交通方式的转变，机动车使用增加，排放的尾气中除了一次颗粒物之外，还包括挥发性有机物等可以催化二次颗粒物形成环境社会学视野中的空气质量问题--54Vol.3No.3May.2015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ReviewofChina第3卷第3期2015年5月的气态污染物。这两个理论都强调人类物质需要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存在着根本矛盾，科技的进步和环保政策的实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对立。新兴科技的使用会降低单位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创造更多的利润，但同时也会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规模，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向自然环境排放包括细颗粒物在内的更多的废弃物。在经济发展模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环保政策只能在小范围内减轻人类生产生活对环境造成的压力，长远看来无异于杯水车薪。生产跑步机理论提出，解决生产—环境二元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彻底解构现有的社会结构，改变生产者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代谢失衡理论同样认为环境恶化的核心在于城市中组成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的不相容性，因此只有根本意义上的人地关系转型才能解决环境问题。（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发源于新经典主义传统，该理论基本上同意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于工业化初期环境问题的论述，但坚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会“逐步纳入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与自然环境将表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假设了工业化和环境问题的线性关系，生态现代化理论则认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环境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问题在现代化初期加剧，但随着现代化的继续发展会得到缓解。生态现代化理论根植于环境社会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工业化国家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型、环境政策、制度变迁和环保对话体系等社会实践的观察。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会越来越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危害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呼吁国家、企业和民众采取措施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保护生态多样性，对工业生产实行严格的管理。受到大众传媒、公众压力和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政府出台了大量保护环境的政策法规，引导企业发展绿色科技，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公共投资，使工业化过程中一度恶化的空气质量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相对于政治经济学以经济生产为理论核心，生态现代化理论更强调现代科技、市场经济和政府行政力量的共同介入。以化工产业为例，摩尔(Mol)描述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如何在日本、瑞士等国家使工业生产实现与环境保护的有机融合。在公司层面，环保部门成为公司的重要机构，负责将政府的环境要求转化为公司的具体规定和产品标准。到90年代后期，企业30%到80%的研发费用投入在环保相关的研究上。在行业层面，环保因素已经成为化工产业竞争的重要着眼点，消费者组织和第三方机构不仅对产品的环境风险进行检验，同时也要求企业提供细致的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管理流程。在这些监管机制下，不符合国家环保规定、含有环境风险的生产工艺和产品被逐步淘汰。根据生态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大气细颗粒物浓度随着经济水平和城市化的发展可能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的有效治理是导致细颗粒物浓度下降的重要直接推动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空气治理过程有效地阐释了现代化过程中科技和政府治理的相互配合在降低细颗粒物浓度上的作用。1943年洛杉矶市光化学烟雾爆发初期，科学家对污染物的来源、组成成分、治理方法几乎一无所知。严重的污染问题和民众的呼吁促使加州政府开始了空气治理之路，在健康部之下设立了烟雾治理部门(BureauofSmokeControl)。1946年，雷蒙德·塔克(RaymondR.Tucker)教授在洛杉矶进行了实地调查，试图寻求解决方法。1947年，加州州长厄尔·沃伦(EarlWarren)签署《空气污染控制法案》(AirPollu⁃--55tionControlAct)，并依法在州内的每个郡成立空气污染控制区。195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化学家哈根—斯米特博士(ArieHaagen-Smit)成功鉴定出光化学烟雾的成分和来源，对空气污染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55年，美国颁布了《联邦空气控制法案》，为空气污染的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同年，加州建立了专门处理烟雾事件的法庭，并开始对违规者进行处罚。1963年，《联邦清洁空气法案》颁布，并于1970年、1977年、1990年陆续推出修正案，制定了更严格的空气污染物控制标准。1970年，加州空气资源局(CaliforniaAirResourcesBoard)设立捆绑法规，强制要求汽车制造商执行新的汽车尾气减排标准。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加州的空气质量已经得到明显好转。目前加州细颗粒物的年均值已经低至12μg/m3，低于美国平均水平。在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空气污染的治理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三）世界体系理论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大规模发展和全球意识的崛起，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借助世界体系理论，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由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构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在世界体系内的绝对位置可能会上升或下降，但这种分层结构本身会保持相对稳定。国家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融合程度(incorporation)”决定的，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对生产产品的种类、资源获取方式、资本分配和劳动力状况等方面。世界体系理论为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支持此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占据不同位置的国家在生产、消费、资源分配、废弃物排放等方面都处于两极分化的地位。核心国家在技术、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上的优势地位使他们有能力从半边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