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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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发展概况中国文学,即中华民族的文学。中华民族,是汉民族和蒙、回、藏、壮、维吾尔等55个少数民族的集合体。中国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有大约5000年的文明史。有文字的历史至少要从商代算起,那时距今也有3500年。中国文学,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特色,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学异轨同奔。中国的文学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有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有各自发生、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的价值和成就,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和交融。作为与汉族文学相对称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例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三部史诗,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之林。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由于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互相补充,中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中国文学在其文字诞生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以汉民族文学而言,从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的诗作《离骚》、《天问》、《九歌》中就能发现,中国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神话和传说。象“大禹传说”、“羿神话”、“女娲神话”之类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可惜这些丰富的神话传说没有能在上古时代得到整理,大多散佚了。但是,在各少数民族中,却保存和传承了不少神话、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古代歌谣等。这些珍贵的文学遗产,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某些空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还有另一重要文体,即散文。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几种不同的概念:①“散文”相对于“韵文”讲,是广义的,泛指一切无韵的文字。②“散文”相对“骈文”讲,也是广义的,指那些单行散句,不拘对偶、声律的语文体,即唐宋以后所称的“古文”。③现代的“散文”概念则与诗歌、小说、戏剧同为文学体裁之一,包括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样式。为了区别于古代的“散文”概念,也称文学散文。④单指记叙、抒情散文,这类散文,有时又称“纯文学散文”。因为中国作家讲究文采,即使是章表书奏之类应用文字,也决不苟且为之,而是精心结撰,充盈着浓厚的文学色彩。所以要概括中国散文的发展线索,应以采用广义的散文概念为宜,同时又要把握住文学性这一基本特征。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是《尚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中所收集的大都是一些誓词、政府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字。据说原有百篇,年代“上断于尧,下讫于秦”(《汉书·艺文志》)。《尚书》的文字大都佶屈聱牙,不过已初具文学特质,并略能叙事。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士人们纷纷著书立说,献计献策,谟猷筹划,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也在这种时代气氛里迅速地成长起来。首先得到较大发展的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诸子散文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不过,由于儒、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流派,所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最大的。这时期的散文基本特点是:①感情激越,论辩性强;②文章宏丽,辞藻华美,结构谨严;③多用寓言和比喻。到这时,散文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散文史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汉代继承了战国时代的散文传统,但更讲究文采,而且偶句增多,有辞赋化倾向。在进入这个小高潮的同时,也暗伏着骈文的生机和散文的危机。然而,正是在汉代,产生了司马迁的《史记》这部巨著,达到了史传文学的高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规模宏大而又结构精严,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刻画人物性格、抒情议论,都获得极大成功。因此,《史记》不仅被视为史书的杰作,而且其传记部分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骈文兴盛之后,散文式微。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过于矫饰、渐趋空洞的骈文,散文才重新恢复它的生机与地位。唐宋散文(古文)基本上直承秦汉的传统,但在杂记文、书信、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游记散文,更显得清新隽逸、生动活泼。后世的纯文学散文一直沿着这条轨道前进。明清的小品文是纯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样式,这时期的小品文吸收了唐代以降游记散文的精髓,又融入了魏晋南北朝笔记文的谐趣和隽永,具有十分独特的艺术魅力。赋与骈文,是中国文学中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种体裁。赋导源于楚辞体,流行于两汉,它有诗的韵脚,尚铺张扬厉。骈文则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句式的整齐,强调对仗的工稳乃至音律的和谐,不要求押韵。现代的伟大文学家鲁迅曾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分正宗的文学和邪宗的文学。“文以载道”所尊崇的“文”,指的是散文。曹丕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也是对散文而发的。“诗言志”,抒发个人心中的情志,虽不能经天纬地,但也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功效,所以也还属正宗。至于小说,总是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儢荛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戏曲一般也被当作不可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一直未受到重视。所以,中国的小说戏曲发展得比较晚。在元、明、清时代,小说和戏曲才迅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如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戏曲中的《窦娥冤》(关汉卿)、《西厢记》(王实甫)、《牡丹亭》(汤显祖)、《桃花扇》(孔尚任)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中的《三国志演义》(罗贯中)、《水浒传》(施耐庵)、《西游记》(吴承恩)、《聊斋志异》(蒲松龄)、《儒林外史》(吴敬梓)等也都是艺术中的珍品。《红楼梦》(曹雪芹)更是辉煌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可以和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小说媲美。《红楼梦》对二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楼梦》研究已形成了一门专门性的学科──“红学”。尽管如此,小说、戏曲在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中,总的来说地位还是比较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尽管在不断发展,但其特点显得异常稳定和凝固化,与西方文学相比,表现出一种相当明显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这种特点是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命运:①中国文学大部分是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的,并经过漫长的时间而获得了辉煌的成就;②中国文学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实施严格控制的国家中获得发展;③尽管改朝换代,但中国文学在三千多年中始终没有中断过;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相对说来比较少,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封闭的自生自灭的环境中;⑤除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外,总的说来与宗教的关系相当淡漠,主要是世俗的色彩。这样的背景和命运,使中国古代文学表现出凝重、稳健的性格。开始打破这种性格是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也就是近代。这个时期,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诗文,发展到清代中叶,作家作品众多,风格流派各异,但大都因袭旧的艺术形式,缺乏新的思想内容。因此,已走向末路。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陷入空前的危机,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弱点,文学上出现了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开明派”;在戊戌变法运动的前后,中国文学在观念上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同时还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由于和政治上的改良运动相配合,梁启超还特别提倡政治小说,主张用小说的形式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一方面产生了以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为代表的,以揭露当时的社会黑暗为主的“谴责小说”。与此同时,当时为了救国图存,出现了以柳亚子、秋瑾为代表的一群忧国忧民而慷慨悲歌的爱国诗人,形成了近代文学中新的文学潮流。经过近代文学阶段的准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五四”时期与“五四”以后的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立的阶段和特殊的部分,被称为“现代文学”。这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属于现代,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①文学从一般的文字文章以至于文化中分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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