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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音乐是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展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门类。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音乐是人类所创造的诸多文化现象之一；人类早期的音乐活动是混生性社会文化现象中的一个要素，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音乐又同时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中国，春秋战国以前，“音”和“乐”两个词一直是分别使用的。在古汉语中，把声、音、乐分为三个层次。按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专著《乐记》的说法：“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可见，“声”泛指一切声音，古代又称之为天籁、地籁、人籁等，其中包括各种噪声；“音”特指有秩序、有条理、有组织的声音，相当于由乐音缀合而成的音调、曲调、音响组合等；至于“乐”，在上古时代指的是诗歌、音乐、舞蹈三种因素混为一体、尚未分化的艺术活动，孔子时代作为教育必修科目“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的“乐”，就是这种混生性的艺术活动。中国古籍上第一次出现“音乐”一词，是在《吕氏春秋·大乐》中：“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此后，“音乐”一词逐渐取代原先“音”一词的地位，用以指称音乐这一艺术门类；而“音”一词的含义则逐渐变窄，仅指有确定音高的乐音（例如“五音”）。到后来，“乐”一词才作为“音乐”一词的简称而用来指称音乐。在欧洲，拉丁文中的音乐一词“Musica”，起源于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科学的女神缪斯的名字，它的含义不象汉语中“音乐”一词那么明确。但是希腊神话中缪斯的职责是侍奉太阳神阿波罗，从这点看，借用缪斯的名字来转述音乐这一语义演化中，隐含着一种象征性的寓意：赞誉音乐令人心旷神怡的社会功能，并赋与她以高贵纯洁的形象。当人们将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时就会发现：①音乐的内容与文学、戏剧、绘画等那些大量地描绘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情景(再现性、描摹性)的艺术门类不同，音乐所直接呼唤、激发的是情感与意志（表现性、表情性）；由情感体验出发，不同的个人凭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联想到的具体对象也很不相同。因此可以说，音乐的内容具有情感的确定性与对象的不确定性相统一的特点。②如果人们对这一特点加以深究，可以发现一个更深刻的本质特征:音乐所用的材料与结构是非语义性的，这也正是音乐与语言艺术的根本分界线。从表面现象看，活的语言艺术（书面记录除外）也是凭借声波振动，通过听觉器官，在时间中展现的，但语言所用的声音有语义，是词义的外壳；音乐则不然，各种乐汇所唤起的联想是从情感激发中自由展开的，不遵守语义学的规则。③从音乐与建筑艺术的对照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形式要素的抽象性和结构规范的严谨性方面，音乐与建筑十分相似；但与建筑在空间中展现（属于空间艺术）不同，音乐是在时间中展现的艺术（属于时间艺术）。简言之，音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音乐的内容又充满情感与意志。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活动，既表现了社会成员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又显示了社会成员主观上的追求和愿望、意志和憧憬，它承担着传递社会信息与交流情感体验的职能，起着组织与协调社会成员的意志行为的作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音乐人类童年时期的音乐，作为混生性的原始文化现象中的一个要素，在从猿到人过渡的后期就开始萌发了。原始的生产劳动（狩猎、耕作等）和部落争战所需要的群体间信息传递促使音乐萌发，它和原始语言（社会群体间信息交流的主要手段）、集体劳动和战斗（群体共同进行的生存斗争活动）发生于同一历史时代。在人类的有严格语义的语言逐步形成之前，必然有一个运用情感性呼号的阶段，近人在对黑猩猩的观察中已记录到类似的现象。这种情感性的呼号，既是语言的前身，也是音乐的萌芽。在音乐的萌芽中，有伴以手舞足蹈的节奏敲击，有或高或低或长或短的呼号，在带有各种滑音的音调中出现的确定的音律为数不多；这些音乐萌芽的形态虽然简单，却是原始人类群体之间交流愿望与情感，表达要求与意志，协同进行劳动或战斗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从实用性交流手段的出现，到文化艺术现象的形成，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完成这一转变过渡的活动形式是:社会群体把规范化的劳动或战斗活动加以复现、演习、操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审美发生过程”。原始人类通过模仿禽兽被猎，演示草木繁茂，用象征性的表演制服想象中的敌人等，既表达了对以往成功的欢庆祝贺，又表达了对未来禳灾祈福的愿望。这些活动在客观上起着情感激发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借助于表演形式的类比作用和表演者对功利效果的想象而发挥的。因此，与感觉器官相联系的形式感与想象力就得到培育。例如，运动觉的节奏感、匀称感，视觉的色彩感、形状感，听觉的音色感、和谐感，语义表象的排比感、对仗感，以及伴随着形式类比作用而联想起社会生活事件背景的心理机能，就在这过程中逐渐积累提高。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也就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原始积累形成过程。科学、艺术、教育等各种成分的萌芽混合在一起的原始文化现象的积累，形成巫文化，而巫文化所运用的手段中，那些培育了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的部分，就逐渐发展成为混生性的艺术萌芽（其中包括舞蹈、音乐、诗歌、戏剧、美术等因素的萌芽）。强调人类劳动是音乐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对的，但不应简单归纳为“音乐起源于劳动”，而忽视了审美发生过程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原始宗教（巫）对原始音乐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对的，但不应简单地归纳为“音乐起源于宗教”。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在原始文化现象的形式方面音乐与巫术的相关性，还应当看到在原始文化现象的内容方面，音乐与劳动战斗等物质性生存斗争的相通点。此外，在生存斗争社会化的基础上，男女求偶活动发展为超生物的群体间智能、体魄、情感等方面互相展示的信息交流活动，在语义性符号形式的传达不能满足时，自然要求运用更强烈更直观的情感激发手段，音乐舞蹈与造型艺术都受到来自这方面的推动与促进。从语言起源和音乐萌芽，到社会成员分化为阶级之前，大约经历了一百万年以上的岁月。音乐艺术手段的各种素材，是通过无数氏族在漫长岁月中的群众性创造，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在目前尚处于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部落或氏族那里，人们仍可以发现许多原始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音乐遗迹。例如，图腾祭祀中的集体歌舞，讲述创世传说与本民族历史的长篇叙事歌，欢聚饮宴时唱的宴歌、酒歌和娱乐性歌舞，友好邻村互相访问时唱的迎宾问答歌，青年男女互相表达爱慕之意的情歌，婚嫁、丧葬仪礼所用的歌曲和舞歌，各种各样农事和手工劳动过程中所唱的渔歌、牧歌、劳动号子等。总之，由于远古时代的音乐渗透在许许多多角落里，并同各种具体的社会生活活动直接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原始的音乐常具有“实用性”的特点。社会发展到奴隶制阶段，氏族社会中有权威的成员集团转化为奴隶主阶级，氏族社会所创造的全民性音乐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由奴隶主阶级垄断了，发展了。例如祭祀用的“乐”（诗、乐、舞三者一体的活动）完全由奴隶主阶级包办；主持祭祀的巫师作为执掌神权的精神领袖，也身居奴隶主阶级的上层；祭祀所用的贵重乐器也属于奴隶主阶级专有专用，成为权力、财富的象征，并且随着物质生产技术的提高而逐渐精密化、系列化、体系化；氏族社会原有的宴饮音乐，在奴隶主的奢侈宴席上大为发展；乐曲比先前复杂了，乐器增多了，形成庞大的乐队；大量的专业音乐奴隶从事宴饮音乐的演唱、演奏，使音乐的娱乐性增强了。奴隶主阶级的最高统治集团为树立自己的权威，往往编演大型乐舞，例如中国夏代的《大夏》、《箫韶》，商代的《大濩》，周代的《大武》。在某些民族的奴隶主的子弟教育活动中，音乐成为相当重要的教育手段，这样的教育制度使这些民族有幸成为古代世界著名的文明之邦，例如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另一方面，奴隶们也在创造自己阶级的音乐文化，他们在为奴隶主享乐而演奏演唱时，不断渗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艺术创造，奴隶阶级各成员之间也通过音乐来互相交流思想、感情与意志。奴隶们常用自己的歌喉唱出怨诉和抗议，例如中国《诗经》中就记述有唱出“吾与尔偕亡”这类愤怒语句的民歌；同时，他们还在粗陋的木器、石器和瓦器上敲击出激动人心的节奏，以表达他们的情感，等等。当然，除了奴隶主和奴隶之外，还有自由民，对音乐也有需求和创造，这个阶级对奴隶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社会转入封建制以后，社会分工和阶级层次繁复，音乐文化的阶级性形成斑驳缤纷的局面。封建领主通过战争兼并，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和权势，在帝王的宫廷中，音乐生活更加豪华。除了从奴隶主阶级那里继承过来的祭祀占候音乐之外，还制订了各种礼仪制度中所用的仪典音乐和歌颂本朝帝王武功的音乐，并从全国各地征集乐工和乐曲供皇帝贵族消遣娱乐。例如中国汉代的乐府、唐代的教坊，就是承担后一类职能的宫廷机构。朝廷官员中不仅有人监制各种乐器，而且有人进行音乐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常常同哲学、数学乃至天文、历法以及制订度量衡等结合在一起，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由于精神生产的进一步分化，在封建社会中开始形成职业的僧侣集团，主持寺院教堂的宗教活动，使宗教信仰以更严密精巧的形式渗透到社会广大成员的精神生活中去。虽然不少的宗教教义都在理论上公开贬斥音乐，但在宗教活动的实践中却普遍借助音乐手段，因而在实际上，对音乐文化的发展既有束缚，也有推动。有些宗教团体还创造了较发达的音乐艺术品。地主阶级作为封建经济结构的基层支柱，人数远远多于宫廷和寺院的人员，他们所创造的音乐文化，反映他们组织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和审美理想，这个阶级不仅自身参与艺术水平较高的歌曲与器乐曲的创造，而且以其精神生活的要求，协同市民阶级(市民除了一部分身兼地主以外，职业日趋繁多)一起促进市镇商业性音乐活动的发展。相对于宫廷音乐的民间音乐，相对于宗教音乐的世俗音乐，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以自由民身份从事活动的职业音乐家，是这一社会阶段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对音乐艺术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其中除了一部分依附于宫廷、官府、教会和富户外，大多数流动在城市集镇，进行各种音乐表演活动。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地主、市民阶级的支持，他们所提供的审美享受，也主要是为满足这两个阶级的需要。“文人音乐家”（士大夫阶层）也在音乐文化上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但是，整个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的最丰厚宽广的土壤却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所创造的音乐文化，他们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自己的劳动生活和社交生活中随时随地创造音乐，由于没有严格的思想束缚，他们所唱出的曲调和敲出的节奏更富有创造性。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所导致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使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所创造的音乐文化带上慷慨激越的色彩和雄劲挺拔的气势。当市民阶级雇佣劳动力组织生产，把手工业改造为机器工业，实行产业革命的时候，摧毁封建制度的新生产力就在封建社会中孕育起来了。这个代表工业化生产力的新的市民阶级，把音乐艺术提高到新的水平。其情感内容的特征是表达了创造者挣脱神权淫威，争取个性解放的自觉意识；其结构形式的特征是作品的技术构成空前复杂。正由于这个高举反封建大旗的新阶级是工业化生产力的自觉代表者，表达其思想觉醒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工业化生产力的风貌，代表工业化社会发展新阶段的音乐文化，无论在多声部的和声手段、织体手段和节奏的多层次方面，还是在乐器音色的丰富多彩和乐器制作的工艺水平方面，无论是在记谱法的精确化立体化、乐理术语的周详化体系化和演唱演奏作曲规范的严格周密方面，还是在音乐事业内部各行各业分工的多侧、多层和细密方面，都显出了工业化生产力所特有的新面貌。人们常把这种新音乐文化称之为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这是出于对历史现象的表面观察。这一时期的音乐，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①反映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音乐；②反映旧有生产关系残余及其思想的音乐；③反映新生产关系萌芽及其思想的音乐不能笼统地不加区别。同时，工业化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不同的社会阶级都参与了这个历史运动。在工业化初期，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来促进工业技术结构的建立，但建立这种技术结构的人有许多都不是资产者，正如不少古典音乐大师毕生穷困一样。不成熟的工业化，由于雇佣关系、技术异化和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而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成为重要的社会运动，从中产生了工人歌曲、工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