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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人类防治疾病、保障健康的社会实践，在文明古国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系统总结便形成医学。在文明出现的初期，许多医疗活动是由神职人员兼任的，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往往带有宗教迷信的色彩。后来，逐渐分化出以医疗为专业的医务人员。随着文明的进展，哲学思想逐渐替代神学的解释。疾病不再被视为鬼怪的加害或神明的惩罚，急性的时令病常被联系到天气的异常变化，而慢性缓发的全身性疾病则多被解释为人体内某些假想成分的过剩、不足或这些成分间失去平衡。治疗方法中既有经验证明有效的措施，又夹杂着许多基于臆想的成分。在人类文明史中，这两个阶段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现代医学只是近几百年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古代医学中，古埃及医学和古印度医学都曾辉煌一时，但绵延至今而且影响仍在扩大的却只有中国传统医学。中国传统医学建立在中国各民族医疗实践的广阔基础上，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还和希腊－阿拉伯医学以及印度医学有过交流。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医学总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吸收新的营养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前进。以习称中医的汉族医学为例，阴阳、五行和脏象、经络等学说把汉族人民的丰富医药经验组织成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理论体系；独特的辨证论治诊疗体系不仅在近两千年中一直成功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而且不断地解决新出现的问题。现在有许多医学家正在探索中西医结合、互补共进的途径。这一切，《中国大百科全书》另有学科卷《中国传统医学》卷来介绍，这里不拟多谈。古代医学中另一个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部分是古希腊医学。在一定意义上讲，罗马医学和中世纪阿拉伯医学都是它的延续，而现代医学则是对它扬弃的结果。古希腊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学派抛弃神学解释而力求在自然界和人体中寻求疾病的原因；这个学派重视临床观察，推崇预防，强调采取有助于机体自然愈复的措施。这些思想乃是现代临床医学的重要历史根源。希波克拉底誓词中阐述的一些伦理学原则也仍为今日医生所信奉。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学派的人体研究则代表了早期的科学探索。但西方进入中世纪之后，迷信和封建窒息了包括医学在内的学术的发展。新的探索往往被视为离经叛道，而传统的东西，即便一再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却仍被奉为圭臬，不容置疑。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14世纪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仅表示古希腊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地中海沿岸一些城邦中，工商贸易的发展动摇了封建和神权的统治；人们摆脱神学的束缚后，思想得到解放；知识逐渐普及到广大的世俗人群，过去受鄙视的工艺技术得到新兴知识阶层的关注。这一切为现代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医学领域中，先是科学观察和实验使人们开始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继而，临床观察结合病人尸体解剖所见，又把对疾病的理解置于人体病理的基础上，从此医学进入科学化的时代。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物质科学领先于生命科学，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学理基础和研究手段。物质科学的发展一直呈现着理论同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局面。18世纪下半叶首先出现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社会需求促进对纺织机、动力机、冶金设备、交通设备等等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用于生产导致工业革命。反过来，工业革命又向科学提出更多的新问题，同时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更优越的条件。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科学的进步又带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细胞学说和进化论都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作为生命科学的一个实用分支领域──医学的进步更是同社会发展分不开的。到了20世纪，社会可以腾出更多的财力和人力用于医学领域。在物质科学、基础生命科学和工农业的进展基础上，医学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我们今日享受到的现代化服务，如抗生素、液体疗法、新型手术等，大部分是20世纪的成果。医学包括许多科学门类，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为人类医疗保健服务。医学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例如一切有助于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知识和技术，都会成为医学的内容。然而作为医学的核心，还是分别以个体和群体为对象的临床医学和群体医学。这也是本卷的主要内容。医学的再一个组成部分是基础医学。这包括研究人体的结构、功能、遗传和发育的一些学科，以及研究病原体、免疫及病理过程、药物作用等内容的一些学科。基础医学也是一般生命科学的组成部分。但正是基础医学近年取得飞跃发展，带动整个医学的阔步前进。在本卷中为基础医学立有分支，而且论述一般疾病的条目也都联系基础医学的贡献。从根本上讲，广大人群的健康幸福是一切社会实践的终极目的，而人群的健康同时又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必要保证，医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仅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制造为例，这两个当今世界高科技的工业部门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再就医疗卫生的消费而言，仅美国一年就达几千亿美元之多。要知道，一年中全世界因疾病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比起支出的医疗费用不知要大上多少倍。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医学，而一个国家的医学发展水平也被视为衡量这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本卷的主体部分着重对现代医学作一横断面式的描述，本文则从发展的观点对现代医学作一个动态的介绍。现代医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在不断地加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中的进展远远超过过去几百年的成就。不过在追溯历史的步伐时，还不能忘记那些开创新时代的人物。这些先辈筚路蓝缕，或者挣脱传统的桎梏，或者有重大的发现，或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才使后人得以沿着他们走出的道路前进并取得更大的成就。人体知识的取得文艺复兴时代是个发现迭出的时代。继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在1543年这一年里出版了两部划时代的著作：一部是波兰人N.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它冲击了教会支持的地心说的宇宙观；另一部是佛兰德斯人A.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它首次比较精确地描绘了人体结构。这时教会虽已取消关于尸体解剖的禁令，但迷信权威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在解剖课上常常是由教授宣读盖仑的经典著作，示教员指出所讲结构在尸体上的位置，再由解剖员动手操作。发现尸体实况与经典著作不符时，总是忽略客观事实而坚持以经典著作为准。维萨里当时在意大利巴杜阿大学工作，那里的学术空气比较开放，年仅20几岁的维萨里在用拉丁文写的《人体构造论》一书中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大胆地纠正了盖仑的多处错误。全书配有佛兰德斯画家加尔加精绘的插图，图文并茂。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很大的轰动。一方面，维萨里受到教会和思想保守的学者的攻击;另一方面，他却开创了真正的人体解剖学，为临床医师提供了第一本比较精确的解剖图谱。在那个没有麻醉手段的时代，手术必须做得快，安全而成功的手术依赖于对人体局部结构的精确了解。法国外科医生A.帕雷在1564年出版的《外科学教程》中大量引用了维萨里的著作，帕雷使用的是通俗的法文，这就使维萨里的成果为法国不懂拉丁文的一般手术师所掌握。维萨里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指出了解剖学应建立在科学观察的基础上。过了八十几年，1628年又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W.哈维的《心脏运动论》。这部书被后人视为现代生理学的开端。哈维是英国人，19岁赴巴杜阿大学求学，深受维萨里后继者的影响。他的老师G.法布里齐教授发现了静脉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英后曾用多种动物作了大量活体解剖，明确了静脉瓣和心内膜瓣都是控制血液单向流动的结构。他计算出每天自心脏流出的血量超过体重的几十倍，从而得出结论：只有封闭循环才能保持血液环流不息。当时的活体解剖都是在垂死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尽管它不能像今日的动物实验那样能使实验动物处于接近生理的状态，但这种早期的实验却提供了前此无法得到的知识。维萨里和哈维的工作指出了研究人体的正确途径：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事实证明，不仅研究正常人体要用科学方法，就是研究异常人体也是这样。人们深入理解疾病本质所依靠的正是科学的观察和实验。对疾病认识的逐步深入根据盖仑的体液学说，疾病是体液的盛衰或失衡造成的，因而尽管病人的表现千变万化，疾病的本质却被视为是同一的。不过细心的医生还是逐渐区分出许多本质不同的疾病来。17～18世纪一些医生遵照希波克拉底的教导，强调临床观察，反对盲从经典。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英国人T.西德纳姆和荷兰人H.布尔哈维。西德纳姆提倡细致的临床观察和描述，强调要区别一种疾病的“独特且恒定的”表现和偶然的变异。他主张对疾病要像对植物一样进行详细分类。他对天花、疟疾、风湿性关节炎、猩红热等都留下精确的描述。布尔哈维则以临床教学著称于世。他所培养的欧洲各国学生，把他的重视临床的思想传播开来。由于当时的社会习俗还不允许对病人作详细的身体检查，他们主要根据病人的主诉和表面所见来作出判断。这时获得的疾病概念只能是：一种病对应于一组特定的症候群。1761年，意大利人G.B.莫尔加尼出版了《疾病的位置与病因》一书，这是他几十年工作积累的成果，其中记载了640具尸体的解剖报告，还附有这些人的生前疾病记录。莫尔加尼并非这样作的第一人，但他解剖作得比较细致，临床资料收集得也比较完整。这本书的影响很大，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把临床表现同病理发现联系起来。疾病的概念深化到病理层次，这是一大进展。不过莫尔加尼主要还是停留在器官的水平上，而且他只观察了疾病的后果，至于这些器官病变又是怎样造成的，他未能作出解答。临床观察也在进展。就在1761这一年，奥地利人J.L.奥恩希鲁格著书介绍了叩诊法。半个世纪后，1816年法国人R.T.H.拉埃内克又著文阐述了听诊法。不过这些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的。定量观察还有待于检测工具的创造发明，而根据定量数据作出临床判断更需要对人们进行大量测试才能确定正常和异常（病态）数值之间的分界线。到19世纪，随着生理学的进展，身体功能的动态变化更受到重视。在18世纪发明的华氏水银温度计，这时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868年，C.温德利希出版了《病中的体温》一书，总结了近25000病人中检测的记录，奠定了体温检查在临床工作中的地位。这时临床化验也已萌芽。1827年，英国人R.布赖特发现水肿病人（现知是肾病病人）的尿加热后可出现蛋白沉淀。19世纪的显微镜也有很大的改进，细胞学说和细胞病理学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但病理学家并不满足于静态地观测疾病的最终结果，而要探索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事实上，正常生理研究和病理生理研究是不可分的。那时的生理学家常常依靠摘除某个脏器制造病理状态来从反面论证脏器的正常功能。细胞病理学创立者德国人R.C.菲尔肖就作过不少实验研究。例如他曾在动物血管内注射各种颗粒来研究血栓的形成和发展。不过这一切也还未能解释当时大量常见疾病的原因。19世纪医学上重大的进展之一就是细菌学的建立。过去也曾有不少人推测疫病是外界一种看不见的致病因子造成的，它可经过各种途径在人群中传播。疫情发生时的隔离检疫措施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但直到19世纪才明确找出这推想的病因。这时显微镜有了很大的改进。在发酵和腐败的研究中研制出一些培养基。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法国人L.巴斯德和德国人H.H.R.柯赫终于奠立了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基础。特别是柯赫利用固体培养基可以分离出一个菌的纯培养。他将纯培养再注射于实验动物身上复制出同一疾病，最后由动物身上再分离出纯培养，这样就明确肯定了细菌的致病作用。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接着又研制出一系列特异性血清，用于诊断和防治疾病。到20世纪30～40年代又研制出磺胺药和抗生素。这些特异性血清和药物的惊人效果也反过来更加证实了细菌致病的学说。多少世纪以来，感染性疾病一直是给人们带来病痛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于是以感染性疾病为原型的疾病概念也就成为当前的主流看法：疾病是由特异病因造成的具有特异病理改变和特异症候群的临床诊断单元。从这种认识出发，没有找出特异病因和明确病理改变的精神异常就被称为障碍而不称为疾病了。在临床上，原发病因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疾病的必然痊愈。继发的功能紊乱和结构的病态改变可持续存在，甚至导致死亡。而且慢性疾病常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病理生理学的进展，许多病理生理状态引起了普遍重视，例如器官系统的功能衰竭(如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内环境的紊乱（如体温、体液容积、渗透压、酸碱度、血氧含量和重要离子浓度等的偏离正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