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改革与发展】

【周其仁：中国改革与发展】作者：周其仁，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10月，公布物价指数的时候正好是弗里德曼去世一周年，这就提醒我们世界上有些经济学家是不可以随便忘掉的。也提醒在座各位对学术中一些重大的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保持长久的关注，投入研究的精力。因为看物价指数没有什么了不得，年初的时候CPI是两点几，到了8月份的时候达到了6.5%，9月份降到了6.2%，10月份回到6.5%，11月达到6.9%。这当然是一组统计数据，但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想我们研究经济的人无论是政府的报告、统计数据，我们关心的是人的行为和行为当中包含的逻辑。因为这个统计数据代表了很多人的行为，因为很多人就会买下明年都用不完的东西，比如炒菜的油。一个人没有关系，如果有1亿的人都有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就会推断后面会发生什么，它会影响厂商，工厂生产多少油合适呢？这么好的市场当然要多生产油了，但是他又担心未来油的销量会下去，因为你买过一个量以后他要慢慢放在家里天天炒菜用，我们还要观察其他方面的行为，一个人过多地买了他当期的生活品，他对其他人会有影响，这就是刚才毕主任讲到要防止恐慌心理的蔓延，因为所有通胀的研究都表明，它不是纯粹的算帐的因素，它也包括心理的因素、人群当中的互相影响，这个事情我想是我们关心的。关心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不依不饶的问为什么中国在经济增长这么几年我们一直讲叫高增长、低通胀，这种宣传言犹在耳，但是这个局面怎么好像一下子就结束了，至少是出现了新的局面，我想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要探索这样的问题，除非我们在座哪一位是天才，一定要借助于学术传统，因为价格现象看起来很简单，真要把它理解清楚，并不容易。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我刚才说到的弗里德曼，因为是他带进中国的，因为他三次访问中国，非常有意思，这三个年份都是中国的物价指数高涨的三个年份，我们没办法知道是因为通胀指数高所以我们就把货币主义大师请来了，还是货币主义大师看到中国物价指数高，他觉得他的学术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所以他来了。但是这三个年份回过去看都是中国物价指数涨得比较高的三个年份，大家可以看到1980年弗里德曼到上海、到北京，跟包括经济学的学生做交谈时候那些记录，第一次介绍了货币主义的思想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从来不是就物价谈物价，从来是把物价的大幅度的持续上涨看作一个货币现象，换句话说，通胀这个货不是商品、不是服务、不是具体的粮、猪、肉，而是货币。当物价的整体形势不是个别物价发生阶段应变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到货币量里头去寻找原因，弗里德曼的著作就是大规模的翻译介绍中国，80年、88年，凡是现场听过弗里德曼在北京、上海演说的中国政府官员，我认识其中一些人，都认为对他们认识中国的通胀问题是有帮助的，因为他开辟了另外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是不是就物价谈物价，一定要到货币里头去寻找原因。所以货币主义有一个概念很简单：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那我们就问货币多了物价才会普遍上涨，为什么货币会多呢？这就涉及到货币是怎么发行的，在这一点上货币主义的传统，认为在这个领域里市场是有一点失灵的，不能要求市场自发的形成一个稳定的、没有通胀效果的货币，一定要有中央货币当局，这也是一个政府机构，在美国叫联储，在中国改革以后叫央行，这都是政府机构，是由政府来决定货币的发行量，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政府的官员集中了这么大的权力，是有可能出错的，无论动机如何、愿望如何，而这件事情只要一出错，市场当中的人：家庭、个人、企业、地方都没有办法，因为它是基础信号的歪曲，它会带来很多行为的歪曲和紊乱。所以弗里德曼的主张我们大家读过都知道，他认为有一个叫做货币准则，因为他相信他老师讲的一句话：要让准则、规则高于权威。当一个货币机关成立以后，权力非常大，一定要有些规则来限制这个权力机关行为的范围和方向。当然，弗里德曼提的这个准则很简单，就是正常的经济增长超过5%，那么货币每年增发的量就不能超过这个数，所以他提个一过4%，他甚至提出不要搞什么中央银行了，就搞一个中央计算机系统，让计算机系统每年就给货币增发4%，来保证物价形势的平稳。当然，在拥护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当中也没有人同意这样的政策见解，因为中央计算机系统也是蛮危险的，万一它当机了怎么办，谁去修，谁决定这个程序？所以最后这个机械设置的机制还是靠人，也许那个时候不是央行行长很厉害，而是中央计算机系统那个电脑工程师就变成最厉害了。所以，这也是不可靠的。至于弗里德曼当年建议按照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建议仅仅控制量，不要管利率，这个在美国战后的历史上有一任央行行长做的实践，就是70年代，但是那个实践的结果很不妙，使美国的利率涨到21%，完全不可接受，所以从七十年代以后，联储历代的主席重新回到弗里德曼当年不赞成的调控利率，针对银行的利率、市场利率来进行公开市场的操作，以此来调节货币量。这个传统我相信里头还留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传统对人类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提请注意通胀，不能小看这个东西，因为通胀是对所有人财产的剥夺，通胀刚刚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甜美的，刚才有个同学问到，猪肉涨了价，粮食涨了价，农民收入不就高了吗？对的，所有人收入都会因通胀而提高，包括我们教书的时候，我最近在一些商学院任课，收入涨得好高的，但是经济学当中有一个东西要当心：每一个卖家同时都是买家。这个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当中你们如果读过杨小凯住过之前写的那本书，就会觉得一个本土成长的经济学家会画出那么怪的图，供应方和需求方是一方，是一个自我拐过的圈，这本书在所有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是没有的。一方叫供，一方叫求，但是在政策实践里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又买又卖，农民卖猪的时候猪价涨他收入高了，他买东西的时候怎么办？他要不要买饲料，他要不要买其它的辅助材料？他要不要支付人工？所以，通胀开始是一部分人卖东西变贵了，尤其政府是最高兴的，因为这里头就收了一个通胀税，我们财库这两年这么好，里头有国民经济、有税收政策，也有通胀的贡献，因为我们财政收入是以现价计算。所以，开始的时候大家会不警惕、不警觉，通胀会像甜药一样，但是只要货币量供应过大，这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它或迟或早，或者以这个形式，或那个形式推迟整个物价上涨水平，而导致整个交易费用的上升，就是我刚才讲的工厂怎么做决定，下一期的生产决定怎么做，紊乱就要开始，而更重要的，通胀是一个很糟糕的分配手段。我最近看一些我们的村庄、集市，猪肉价格一涨，猪肉的消费量就下降，因为农民就减少吃肉的次数，这个看起来没有关系，就是说不会一下子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收入分期的背景放进去，我们就要非常当心，你看这几年如果你只拿工资吃肉的，以肉为本位算你的收入，你的收入实际上没有涨多少，但是如果你参与了房地产的投资，参与了股票的投资，这个收入就会涨得非常高。我是不赞成一个社会，特别是转型当中的社会以经济系数来说话的，因为经济系数里面有两种，一种是分配不公带来的差距，一种是生产率贡献运气带来的差距，通胀带来的差距是什么差距？在我看来是分配不公带来的差距，因为任何个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他是没有办法决定货币的供应量。当国家看得见的手一定这个量，物价形势发生的变化，而在各个领域变化的程度不同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会因为这个因素大幅度拉开，我们周围找两户人家随便做调查，你还不要看统计数据。03年以后买房子的跟03年以来没有买房子的家庭去做比较，你要算家庭财产他会拉出一个很大的缺口。所以，这些问题我认为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贡献，虽然他的政策见解，包括对货币供应量这个理论分析里头还留有大量的问题。第二个传统可能不那么流行，是同样坚持自由、繁荣这个理念的经济学派，就是奥地利学派，他们跟弗里德曼一样，认为一个自由繁荣的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货币，要有一个无通胀的货币系统。但是，他们认为市场可以提供这样的货币系统，他们找到了根据或者他们的理论主张就是金本位，要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票子。第二个是在这一个学派里头有更往前走的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包括在他的老师米塞斯，他们认为要搞自由银行制度，什么叫自由银行制度？其实就是传统的中国的制度，任何一个票号、钱商，可以根据银发票子，你把银子存在我这里我就发一张银票给你。自由银行制度、自由准入、互相竞争，争取声誉，用声誉机制来保证不滥发票子。我第一次读这个我都觉得难以想象，一个现代社会怎么可以自发呢？谁发票子得行。这也说明二十世纪大政府、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不但窒息社会的活力，也会窒息人的想象力。其实倒过去看金本位的时代很长，金本位的时代没有通胀这回事情，因为贵金属的增长量由于它的资源开采技术的限制，它不可能突然上来，它跟现在国家政府大笔一挥可以多印票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文明在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就是哈耶克他们想象或者建议的那套制度的原形。当然这个学派也留有大量的问题，因为贵金属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国家而言，贵金属大量的突然流进流出，它也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包括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中国革命，其实都跟白银的流动有某种联系。所以，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票子会有其它的问题。当然，这一派经济学家也在不断修订他们的认识，比如提出以商品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像我们最近阅读到的，最鲜明有这个主张的就是张五常，他认为人民币要对一种商品的价格挂钩，也就是说一个货币要有一个锚，不能让货币变成无矛的飞弹，这个是理论上的探索。当然，这两个学派当中都会留下一些问题。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去扯到这两个学术传统呢？因为我们现在浮到台面的物价指数的上升背后绝不简单，当然，刚才毕主任的分析代表了今天政府的官方的正式分析。我想我们应该对这种经济现象允许有不同的分析，它可能不仅仅是由于石油或者生猪带来的价格上涨，因为如果是一样商品发生了价格上涨，只要货币总量没有增加，那么这个东西贵了其它东西就会显著下跌。所以，当我们说物价指数，因为物价指数已经做了结构加全处理，很多研究这个领域的行家会懂，中国的物价指数这种设计和统计口径就非常浪费事情，因为我们好多东西没有记入指数，比较我们的房，房价是不进去的，进去的是房租的价格，而目前我们市场的房的出租大量是暗下操作，政府收集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收集到物价CPI里头的房和住的指数没有完全反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物价指数，你把房放进来看可不是粮食今天涨才涨，我们的物价上涨早就开始了。提出这样的问题它还有一个大的麻烦，我们今天仔细看，我们的货币偏多不是因为中央政府像四十年代老蒋的政府一样，为了打仗滥印票子，最后是一败涂地，我访问过季羡林先生，他说他当学生的时候很幸运，一个月七块大洋生活得很好，等他当教授的时候就惨了，就是因为金元券的通胀，飞涨，工资一个月要分四次拿，拿到就要跑步去买米，跑慢和跑快的米价都不同。教授那个时候全部是写管文章的，不写书的，因为写了文章就发表就领稿费就买米，写书的全部完蛋。这就是当年教授们的生活对那个时代的记录。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因素，80年的中国通胀，88年的中国通胀，93年的中国通胀，还都有这个因素。我们过去有一个词叫超经济发行，就是政府需要了就多发票子，这个因素是朱熔基上台以后，从政策、制度上解决了，不准中央政策再超经济发行。那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物价指数上涨，按照货币主义的分析一定是货币出了问题，那这个过多的货币哪来的？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在座的研究。因为我们今天是大幅度开放的经济。刚才包括深圳市长的讲话，包括毕主任的介绍，全部背景情况，完全跟过去的经济体不同，尤其是深圳市的介绍情况，他讲四个圈，我当时在听的时候就说幸亏那三个圈不到深圳的一半，因为那三个圈都跟深圳一样大，中国的出口还要不得了出口为什么跟国内的货币形势有关系？这是关键问题所在。这里头最重要一条，朱熔基杀住了恶性的通胀，把人民币和美元一挂，这在当年是挂得非常好的，因为这一挂就把中国自己体内的因素，想滥发票子加了一道保险杠。但是这个货币制度看来遇到了另外一个因素的影响，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也是我几位同事的看法。因为我做实际调查做得比较多，你就看两个三角洲，尤其是跑深圳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中以后，出口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惊人的，就以刚才市长讲到的华为，我也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