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一、城市贫困的定义贫困,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AbsolutePoverty)和相对贫困(RelativePoverty)两层含义。绝对贫困“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相对贫困则是指“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童星、林闽纲,1993)。贫困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贫困仅指经济意义上的贫困状态,而广义贫困还应包括文化、精神意义上的贫困状态。相对贫困不完全是从绝对意义上的生活水平而言的,还包括心理基础――一种“被剥夺感”。相对贫困首先是一个客观事实,即生活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的状况;其次相对贫困也有一个确定的客观标准,与社会平均收入(或消费)水平相比,相对贫困人群处于较低层次,例如在低于平均水平的30%以下,或是将5%收入或消费水平最低的社会成员确定为处于相对贫困线以下,或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一天基本的生活需求在1美元以下。21世纪以来,国际上关于脱贫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经济发展要有利于穷人。第二,福利要惠及穷人。第三,谁是穷人?按照国际组织的定义,任何一个不能够避免由于公共政策失效所产生的后果的人,就是穷人。例如,一个收入高的人一旦得了重病大病,公共服务体系不能给予保障,这个人就是穷人。贫困的底线是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以这些标准来看,我们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可能要翻番。二、城市贫困的背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一般的认为城市贫困有这样的性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统一。农村的贫困更多是与长期的二元社会制度设定和政策安排有关;传统的城市贫困更多是“三无人员”的贫困;城市新贫困,明显区别于前两者,具有明显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特征,并深深打上了改革开放后体制转轨的烙印。城市新贫困的“新”,主要是为了突出当前的城市贫困有别于中国的农村贫困,也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城市贫困。什么是城市新贫困?城市新贫困指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出现的、因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和产业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而诱发的贫困。在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旧体制下以单位为主体的福利功能的瓦解,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的空白,造城成了大量的城市相对贫困人口的出现。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转型产生了对人们生活的巨大冲击,下岗、失业、农民工、外地打工者,形成了城市“新贫困”人群。城市新贫困的特征:(1)是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并存的贫困。(2)是再生性和被动性的相结合的贫困。(3)是失业型和失业者居主体的贫困。(4)是离散性和边缘性相伴生的贫困。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旧”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1)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2)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3)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三、中国城市贫困的现实问题1.尚无统一的城市贫困人口标准和统计口径中国城市贫困标准:实际上,中国尚无统一的城市贫困人口标准和统计口径。也没有国家权威部门制订城市贫困标准,开展专项的贫困状况调查,并定期发布城市贫困人口的统计数据。如果把全国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看作贫困人口,则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07年3月31日,全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42.7万人(1038户),平均保障标准为173.9元/人·月。2.中国城市贫困的人口规模被低估城市现行的绝对贫困线和实际的救助线(即“低保线”)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按照我们调查中的‘你认为当前维持你个人生活的年最低收入(费用)水平是多少?’这一问题来计算兰州市的主观贫困线,则约为4890元/人年,大致相当于按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来计算的相对贫困线。”有专家认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实际约占城镇人口总数的4%-8%3.不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同,总体而言,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还还远远不够北京市280元/月,天津市185元/月,石家庄市140元/月,南昌市100元/月,昆明市140元/月。各城市的保障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近两三年来它们的保障标准依据本地上述四方面因素的变化而逐步有所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具体测算主要有以下两类测算方法(“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1997年):——相对标准测算法(1)比例法,即根据城市居民家计调查资料将户收入分组(五等分或七等分),其中的最低收入户(通常占全部居民户的5%或10%)为贫困户,贫困户中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的上限即为贫困线,也就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收入平均数法,即以全部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除以2或3(通常是除以2)来作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绝对标准测算法这在实际工作中是更为通用的,它包括:(1)基本需求法,即首先确定城市居民生活必需消费的项目及其最低需求量,然后计算其价格之和就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恩格尔系数法,即可以用恩格尔系数的贫困值(国际上常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视为生活处于饥寒状态。但有人认为,考虑到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中包括部分国家给予的价格补贴,因而中国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贫困值宜略高一些,比如可定为65%)直接定为贫困线,也可以先确定城市居民最低饮食消费标准,再用它除以上述系数,其商就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中国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的确定还要考虑当地城市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前款所称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包括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不包括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第六次人口普查部分统计数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其中我国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根据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将港、澳、台2010年底人口数据计入在内的全国人口总数为1370536875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主要是由于我国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影响。城镇人口比重大幅上升。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流动人口大量增加。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按常住人口分,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和江苏省。二、中国城市贫困的类型与成因1.中国城市贫困的类型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新的城市贫困群体。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三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可能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导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里大量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的大量农村人口;此外,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2.中国城市贫困的原因分析——宏观:社会经济因素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各阶层的关系要重新定位。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许多企业存在隐性失业。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企业把富余员工精简裁员了,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城镇居民又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一旦失去工作就很容易陷入贫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企业为员工提供保障的能力不稳定。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国家、市场、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职工—企业—国家”的依赖关系,变成了“职工—企业—市场”的依赖关系。失业是城镇居民陷入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主要的生活来源,一旦失业就相当于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将流入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城市失业居民的再就业压力。市场经济是讲究效率的经济。具有不同素质禀赋的个体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各自能力的差异或其他因素会获取不同的经济收入。——微观:个人和家庭因素主要是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对家庭人均收入地影响作用非常明显。在家庭就业面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个人,就会减少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使之负担加重。有分析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口规模提高一个标准差,该家庭成为贫困户的机会会增加1倍以上。家庭成员个人的文化素质。贫困问题的产生与贫困者个人所具有的一些主客观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生产要素的收益是由其成本决定的,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越高,则其需求者愿意为之付出的边际成本则越高,即在拥有相同数量生产要素的情况下,高素质的人获取工资性收入就越多。——宏观和微观因素造成的失业、就业不充分或就业质量不好直接导致城市贫困蔓延1995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登记失业率为2.9%,劳动参与率为83%。劳动参与率,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偏高。200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8%,登记失业率为4.2%,劳动参与率为71.6%。2010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1%。三、中国城市贫困的特征1.区域性特征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三线”地区、计划经济色彩仍然很浓的地区。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4.42%,西部为3.03%,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只有1.454%。城市发展水平与城市贫困发生率的相关性?2.行业性特征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贫困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城市贫困化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技术低下的小型商业、社会服务业和手工业;二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化工、建筑、机械等;三是以消耗资源为主的某些基础产业,如煤炭、森工等;四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缺乏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如军工等。国家统计局200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社会服务业的贫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