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国翻译史

背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国文艺运动进一步深入，17世纪至19世纪先后出现过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古典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狂飙运动、现代主义等一个个文艺创作流派，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和优秀文学作品；政治经济方面，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游世界，英法两国率先在海外开辟殖民地，国家实力强大，特别是英国，圈地运动的实施，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一方面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激发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翻译的发展。与此同时，翻译继续发挥其先遣作用，翻译实践活动进一步开展，一方面各国翻译家继续主导西方近代翻译史，为各民族文学体系的确立提供原动力，另一方面，当时优秀文学作品也得到不断翻译，特别是英国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西方各国得到翻译，成为西方近代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主题。在17世纪后翻译活动在英、法、德、俄等过形成西方翻译史的高潮的同时，翻译家们还展开对翻译理论的探讨，出版多部翻译理论专著，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特色。这是西方近代翻译史最显著的特色。17世纪（1）概论17世纪是法国翻译重要的发展时期。此时法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受教育的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有从事写作、阅读、翻译的欲望，这为翻译实践的开展创造了条件。由于地理之便，加上与语言、文化的联系，意大利文艺思想在法国影响深远。这一时期主导法国文学界的是古典主义思潮，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以古希腊、罗马为学习典范，思想上附庸于宫廷的需求，创作为皇室歌功颂德，追求华丽的文体和美丽的辞藻；在文艺理论上，出现了“古今之争”，以贝洛为代表的厚今薄古派认为，人类是进步的，今人可以超越古人，对古典作品和泥古主义展开抨击；从波瓦洛为代表的崇古派坚持古人的作品是创作的典范，今人可以模仿古人的创作，不应超越。这一思潮自然影响到翻译家们的思想、作品选择和翻译原则。为适应宫廷需要，他们大量翻译古典作品，在翻译过程中，或忠实于原文，坚持准确翻译，或改变原文，增加自己的思想和表达形式，追求华丽的文字表达和优美高雅的译文风格；在理论上他们和作家们一道参与“古今之争”。崇古派认为译著应尊重原文，视不忠实的译者为读者的敌人，坚持忠实准确翻译原则，厚今薄古派认为文学创作与翻译应随时代进步而发展，译者在必要改变原作，超越原作，坚持意译方法与不准确的翻译。佩德罗·德·阿布朗古尔是一位崇古派翻译家，但他在翻译过程中同样不忠实原作，在《伊尼特》译本序言中声称给原文本“穿上了法国骑士的衣裳，自己带上了华丽的羽毛和金银箔”，难怪翻译论家梅纳日称他的翻译为“美而不忠的翻译”。由此可见，不准确翻译仍是17世纪法国翻译的主流。（2）代表人物及其翻译理论17世纪法国最有名的翻译家当属佩罗德·阿布朗古尔（Perrotd’blancourt,1606-1664）。他有高超的语言天赋，精通拉丁文、希腊文，译过不少古希腊罗马作品，最有名的是塔西坨的《编年史》。他也是一位古典主义作品的欣赏者，译笔典雅、流畅，可读性强，适合读者需求，但由于不太顾及原作风格，过多增加注释，删减文本内容，被梅纳日视为“不忠实的美人”。阿布朗古尔使用自由翻译原则，一方面他的思想是法国17世纪意译与直译的之争主要围绕他的翻译原则而展开的。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介绍他的翻译思想及特点如下：“拿一篇原作，抓住大意，不管原来风格如何，只要译文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能使当代读者爱看，受到欢迎，就不惜牺牲一切地任意增删内容，能修改就修改，能发挥就发挥，而丝毫不顾及译文的准确性。”据巴拉尔介绍，德·阿布朗古尔曾在吕西安的《真正的故事》一书译文序言中指出：“我并不时时都完全忠实原作者的语言，也不完全忠实原作者的思想，我只是按其宗旨，以我们今日的方式和装饰来处理，不同的时代不仅需要不同的方式，也需要不同的思想。”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阿布朗古尔的翻译有明确的翻译目的，同时将读者需要以及语言的发展观置入他的翻译视野，能够辩证地看到了翻译家的两难境地。为了读者，译者必须改变原文本的文体特点及语言风格；为了作者，译者又必须固守传统，战战兢兢，不能越雷池半步。当然也必须指出，阿布朗古尔的翻译选择是为了尽量忠实的原则，受时代、社会、读者、流行诗学的影响，其翻译风格目的是为读者的需要而定位。18世纪（1）概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虽然古典作品翻译仍有市场，但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如让·雅克·卢梭、狄德洛、伏尔泰等都到过英国，接触牛顿的科学成就、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英国的文学成就，并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1745年拉普拉斯（Laplace）出版《英国戏剧》（TheatreAnglais）译作，实际是莎士比亚部分戏剧的第一个法译本。由于译者有时用散文体翻译，有时用诗文，文体不统一，中间对话部分有笼统叙述，实际上只是一种“编译”，正如林纾的译品一样，起到媒介作用，满足了当时读者的需要。之后，让·弗朗索瓦·迪西（JeanFransoisDucis,1733-1816）与别人合作翻译了《哈姆雷特》等名剧，致力于将世界上最优秀的“戏剧”系统法国化。由于译者不懂英语，他的翻译象林纾一样，根本不可能忠实，对原文删减歪曲，操纵改写原剧，算不上忠实的译本；1776-1782年间勒图尔纳首先注意到莎士比亚的写作风格，提倡忠实的翻译，给法国读者译介了第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与此同时，18世纪法国翻译家还推进了民族语言与科技翻译在法国的深入开展，主要译家有拉瓦锡·谢波德等等，他们大量翻译有关军事理论、经济理论的书籍，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情形与中国晚清时期翻译有极大相似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传入欧洲，有些译家从事中国文化作品的译介，如伏尔泰根据元曲《赵氏孤儿》的素材写出悲剧《中国孤儿》，由此推进第一个汉学潮。（2）代表人物及其翻译理论夏尔·巴特（charlesBatteux,1713—1780）是18世纪法国及欧洲最富于影响的翻译理论领军人物之一。曾编辑出版过多种翻译丛书，译过亚里斯多德、贺拉斯等人的经典作品，并于1750年出版《论文学原则》一书，对翻译问题的种种思想和想法都予以分析，观点新颖，论述精当，是西方18世纪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论文学原则》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第五部分探讨翻译问题。他从哲学家、语言学家的背景论述文学翻译的特点，指出语言的排序取决于人的思维，事物排序取决于人的共性，而不取决于民族的个性。语言中普遍存在一种自然语序，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思想先后顺序应予以保留；同时一个句子是一个思想，句子中的不同成分联结成一种和谐原文中的句子长度、连词、副词、对称句式、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段和言语形式、谚语等在译文中都应予以保留，而且译文尽可能用同样篇幅表达原文同样亮丽的思想。出于表达意思的需要，译者可以采用释义手段，也可以放弃和谐表达形式来换取译文赏心悦目，译者可以使用天平，对译文形式做改变，但必须保存原作的思想实质、同样的生命。巴特的思想为当时的准确翻译与不准确翻译找到了一种平衡，同时为译者重写、装饰译文提出一种限度。在巴特这里，翻译可以定义如下：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事物、思想、用词和风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得对原文做任何增减，不得改变原文的意思，在思想上，译文要保持原文的色彩、程度和细微差别；在风格上，译文要保持原文的激情、风趣和生气；在用词上，译文要自然、形象、富有说服力，要选用丰富的、优美的、雅致的词句；原作者是思想、用词的主任„„（谭载喜，2004：100）19世纪19世纪法国翻译出现了另一个高潮，翻译家们大量译介英、德、意、西班牙及拉丁文学作品，例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意大利的但丁以及西班牙民歌，此时都得到译介，译者们以忠实为准则，从风格、措辞、文体上尽量忠实于原作，彻底扭转了17、18世纪法国译者任意增删、提高、改写原文的不准确翻译之风。但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依然是翻译家们译介的热点，从1800年至1910年，法国至少出了八套不同的莎剧全集译本，其中以费朗索瓦、维克多·雨果父子于1859年1867年间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最为有名。这部译作忠实传达原剧的优美旋律，被译论家誉为法国莎剧翻译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总结：20开对比，通过大量实例分析，提出了拉法翻译的具体规则，并对翻译的原则、方法及具体技巧进行了系统研究。坦德是崇古派，极其崇拜古典文学，但他认为在翻译中不必总是刻意模仿原作，“翻译家是模拟原物的画家；他描绘模特的容貌，只模仿但不创新；一旦超出这一界限，译者就不再是译者，而变成了作者，变成了从事创作的人。”（谭载喜：P91）皮埃尔-达尼埃尔·于埃（Pierre-DanielHuet,1630-1721）是17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家之一。他是阿费兰舍的红衣主教，学识渊博，精通拉丁语、希腊语等多种语言，崇拜古典文学又明确提倡准确译法，既批评厚今派翻译家，又批评不忠实翻译家德·阿布朗古尔。1661年发表专著《论翻译》一书，采用对话形式，以朴素语言批评了古代西赛罗、贺拉斯、哲罗姆等人的活译法，同时抨击当代“美而不忠”的翻译家。他认为最好的翻译方法是：“译者首先紧扣原作者的意思；其次，如有可能，也紧扣他的字眼；最后尽可能再现他的性格；译者必须仔细研究原作者的性格，不删减消弱，不增添扩充，非常忠实地使之完整无缺，一如原作。”（谭载喜：P92）他还说：“以西赛罗的和谐复合句式来翻译亚里士多德，岂不是一幅夸张讽刺的漫画；如你模仿侵巢之鸟，不满足于将自己的蛋下在人家的巢里，还要把别人那窝里合法的蛋掀翻在地，那您就会随意增添文字。”（谭载喜：P92）于埃的主张受到了最杰出古典主义作家的赞同，同时也受到现代许多人的颂扬。斯坦纳称之为“阐述翻译性质和翻译问题最完整、最有见解的著作之一。”（谭载喜：P92）夏尔·巴特（charlesBatteux,1713—1780）是18世纪法国及欧洲最富于影响的翻译理论领军人物之一。曾编辑出版过多种翻译丛书，译过亚里斯多德、贺拉斯等人的经典作品，并于1750年出版《论文学原则》一书，对翻译问题的种种思想和想法都予以分析，观点新颖，论述精当，是西方18世纪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论文学原则》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第五部分探讨翻译问题。他从哲学家、语言学家的背景论述文学翻译的特点，指出语言的排序取决于人的思维，事物排序取决于人的共性，而不取决于民族的个性。语言中普遍存在一种自然语序，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思想先后顺序应予以保留；同时一个句子是一个思想，句子中的不同成分联结成一种和谐原文中的句子长度、连词、副词、对称句式、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段和言语形式、谚语等在译文中都应予以保留，而且译文尽可能用同样篇幅表达原文同样亮丽的思想。出于表达意思的需要，译者可以采用释义手段，也可以放弃和谐表达形式来换取译文赏心悦目，译者可以使用天平，对译文形式做改变，但必须保存原作的思想实质、同样的生命。巴特的思想为当时的准确翻译与不准确翻译找到了一种平衡，同时为译者重写、装饰译文提出一种限度。在巴特这里，翻译可以定义如下：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的事物、思想、用词和风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得对原文做任何增减，不得改变原文的意思，在思想上，译文要保持原文的色彩、程度和细微差别；在风格上，译文要保持原文的激情、风趣和生气；在用词上，译文要自然、形象、富有说服力，要选用丰富的、优美的、雅致的词句；原作者是思想、用词的主任„„（谭载喜，2004：100）总结：总之，近代法国翻译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译文的表现形式、风格与对原作的思想内容的忠实程度。在这两极之间，法国人爱美的天性和对古雅风尚的追求影响到译者们的翻译策略和他们对优美文字与漂亮译文形式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