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文化的再评价

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作用之再评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2001）摘要：东亚“奇迹”以及随之兴起的“儒学热”促使中西方学者再次评价儒家文化在现代中的价值。儒教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为现代化提供了动力和条件，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是其本身也包含着不适应现代化的消极因素。为此，必须对儒教文化进行改造和重新诠释，以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关键词：儒教文化；现代化；重新诠释；源于中国的儒教文化自春秋末年由孔子创立，中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发展为一个体大思精的体系。至西汉由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战略一跃而升腾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了儒、道、释三教纷争的局面，直到北宋，这三教才相互融合并形成了新儒学——宋代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居支配地位意识形态。传统儒教文化随着宋明理学的解体已开始逐渐瓦解，中国的文化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五四”运动和文革时期儒教文化处于被批判的地位。随着“四人帮”被打倒，才真正结束了儒教文化的历史厄运，进入了科学评价儒教文化的新时代。东亚“奇迹”以及近些年兴起的“儒学热”，再次引起了诸多学者对儒教文化的关注，并且针对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展开了讨论。其中一些人认为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儒教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因此，须对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进行再评价。一、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作用之再评价的必要性（一）东亚地区经济腾飞与儒学研究的被重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迅速起飞，被认为是儒教文化促成它们加入现代化的序列。近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华人集团在经济上所取得成就，又为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的提供了新例证，这实际上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模式。正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说“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显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1]东亚一些国家在经济起飞后，又推进了对儒学的研究与弘扬，如新加坡确认儒教为立国的主导思想，并在中等以上的学校开放与儒教文化相关的伦理课程，邀请儒学学者赴新加坡考察、研究和讲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有关学者对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作用的再评价。（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重新认识儒教文化的新潮流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人的异化现象、道德理念的崩溃、人际关系日趋冷漠、吸毒贩毒猖獗以及环境污染等，促使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探索拯救西方工业文明弊端的良药，而儒教文化中所倡导的“普遍和谐”等思想对于解决现代化中诸多问题无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此外，亚洲的经济腾飞也惊醒了西方学者重新认识儒教文化在现代中的作用。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一些基本观念上存在着不同，两者之间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因此，他认为西方文明应加强内部的整合，以破坏儒教与伊斯兰教的联合。这也说明了西方学者正在改变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儒教文化的观念，从而也促使了其重新认识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三）国内持续出现了儒教文化的研究热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掀起了“文化热”，在这种文化讨论的热潮中，重点围绕着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讨论，并形成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是杜维明等人提倡的“儒学复兴说”；其二是甘阳等人提倡的“彻底重构说”；其三是李泽厚等人提倡的“西体中用说”。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儒学复兴说”。到了20世纪末，国内又掀起了“国学热”，其主题仍然是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并且在一些地区还建立了“儒家研究中心”、“国学研究所”等。“儒学热”、“国学热”现象的出现，使得学者再次讨论和研究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二、儒教文化在现代中的作用之再评价不管是什么传统文化，它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其积极的因素要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消极的因素要加以改造、重新诠释或者摈弃。那么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之再评价1、儒教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有利于解决现代化中诸多社会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中的“和”的思想是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和”就是普遍和谐，它包含有四个层面：其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人与宇宙或自然应和谐一体，即所谓天人合一；其二是人与人的和谐，提倡人际关系要和美协调，做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共同成长；其三是国家之间的和谐，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修好和睦、和平共处，即所说的“和为贵”；其四是身心关系的和谐，认为身心内外应和谐一致，追求一种平和、和乐、中和的境界。儒教文化中关于“和”的观念，在当今现代化中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今日的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问题。例如，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信仰危机”、“道德真空”、“环境污染”等，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必须引起注意。从全世界来看，随着科学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生态的破坏，不仅造成了“自然和谐”的破坏，也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片面的追求物质利益，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权利欲望的膨胀，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和地域之间的额对立和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享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使人们失去了“人与人和谐”的追求。现代社会，由于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由于心理不平衡，引起了精神失常、自杀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忽视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儒教文化中普遍和谐的观念有利于解决现代化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并且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其强调的“国与国间的和谐”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维护世界的稳定也具有积极的意义。2、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和惠民思想，对于现代化经济管理仍具有启示和重要的价值儒教文化重义轻利，强调仁义道德的价值，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利，相反，儒教文化肯定了人们的物质利益的合法性，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益，强调采取什么方式、途径去谋利，对利益的追求要合乎道义，不能不择手段。儒教文化还提出慧民论，主张应关心劳动群众的实际利益，认为凡是追求社会的利益，满足社会需求的行为，才是合乎“仁”的道德的，反之，无视社会社会利益而聚财，则是不道德的。儒教文化中的义利观在现代化经济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号称“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采一，对义利观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富贵是人之所欲，因而是有价值的，连圣贤也不反对，但是他所强调了取得富贵的手段是否合乎“道”，如果“以其道得之”就不应该笼统否定，在这里“道”是指“公共利益”，即国家利益。他主张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如果对增强国家的实力有利，就是光荣的，就符合“大义”。这些理论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日本的企业家。儒教文化运用于现代化企业管理在中国社会主义企业也有重要影响，薛永新创办的恩威公司就是把儒教文化运用于现代化企业的成功范例。有人把恩威公司的义利观概括为“取之社会，用之于社会，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3]总之，儒教文化对于现代化经济管理具有着重要的价值。3、儒教文化重视教化的思想，对现代化社会中人才的培养仍有借鉴意义儒教文化十分重视教化作用，其向世人灌输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学。儒教文化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精益求精”的教育思想，不仅在东亚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影响到世界各地。儒教文化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已成为儒家资本主义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日本政府在分析促使其企业发展的因素中，把使资本和法规建立起来的精神列为首位，并且日本企业一向把教育作为根本大事来抓。在日本，“国家既重视人的能力的培养和开发，更重视思想道德的灌输，尽管对不同的雇员有不同的培养方案，但始终都将道德作风的培养放在首位。”[4]受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提倡荫及子孙，并且重视子女的教育，在其家庭生活中，子女的教育是家庭生活的中心，父母总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成才，出人头地，名门耀祖。因此，家长宁肯饿肚皮也要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学习文化知识，这些在东亚等受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表现得很明显。作为儒教文化发源地的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并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儒教文化中重视教育等思想为促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和条件。4、儒教文化中的人生价值观，对现代化中的道德文明建设仍有积极意义儒教文化中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仁人”，并且对“仁人”有着广泛明确的界定。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教文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确认自己的愿望，也努力帮助别人实现正当欲望；在人伦关系上，儒教文化特别重视“父子有亲”和“父慈子孝”，把孝看成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所有教化的出发点，认为只有对父母尽孝道的人，才能为国家尽忠；在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上，儒教文化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强调要对社会做贡献；在人生修养原则上，儒教文化强调道德修养，力求提高道德觉悟，并且其还把道德标准与政治抱负相连，这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主体道德的提高，去实现远大的抱负，是儒教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色。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在思想意识和价值选择上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思想的腐蚀很严重，而儒教文化中的人生价值观对医治这些弊端有着积极的意义，其所主张的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对于人们奉献于社会，努力为现代化做贡献也有重要作用，并且其人生价值观对于社会道德文明建设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也有积极的价值。此外，儒教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协调官民关系，树立官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儒教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有利于培养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有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近些年，儒教文化在世界各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从而促进了儒教文化同其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二）儒教文化在现代化中的消极作用之再评价儒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促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是儒教文化本身存在的一些消极的、不适应现实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现代化的进程。1、儒教文化中的文化本位思想，不利于现代化中多元文化的结合文化本位思想是儒教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新儒教的代表梁漱溟“首持‘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中国文化本位说。”[5]牟宗三提出“中国文化主位性的维持的口号，认为若以儒教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主位性’保持不住，那么其他民主、科学都是假的。[6]“文化本位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抵制“全盘西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21世界的文化格局是多元文化竞争并存，互相融会沟通而非统一于一元的格局，而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现代化过程中，儒教文化中“文化本位说”将失去开放性，不利于多元文化的结合。2、儒教文化中的道德至上和道德的决定论，不利于现代化的民主意识培养和法律制度的建设道德至上主义和道德决定论是儒教文化的一个根本缺陷，在儒教文化中，道德意识的作用被极端的夸大，它不仅凌驾于意识形态其他各部门之上，而且支配着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儒教文化在重新确立人生理想与价值系统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同时泛道德主义倾向也得到了加强，这种思想对于建立和完善现代化法律制度是极其不利的。儒教文化中“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转化为“民主”的契机，但是长期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已经把这种转化的契机扼杀。总之，儒教文化中的道德至上与道德决定论是不利于现代化民主意识的培养，也不利于现代化法律制度的完善。3、儒教文化只关心人生，对于自然科学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儒教文化重视对“人”的探索，但讲理性，主张通过修身养性，“内圣外王”，达到人与天合一的理想人生境界，而忽视了对“天”——自然界奥秘的探索，限制甚至遏制人的创造精神。儒教文化中的“人”仅是一个道德主体，而不是知性主体，并且其知识论完全以道德伦理为中心，而没有看到自然科学技术的价值，这样就不利于开拓出现代化科学技术。因此，由于儒教文化本身没有对自然科学重视的传统，那么在现代化过程中，当人们去研究自然科学时，必然会产生各种不利的因素，在一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