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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越发展型国家与中国的国家转型①郁建兴石德金（刊于《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形成一种新形态的发展型国家，具有发展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地方政商合作、国家合作主义等特征，它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2002年以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我国开始了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进程。但这一进程还远没有完成，它更加突出了超越发展型国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超越发展型国家，需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全面构建社会政策体系；调整经济结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培育公民社会，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建立健全法治，在既定法理制度基础上实现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键词：发展型国家；中国；国家转型；政商关系；社会政策体系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应地，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日益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而经济转型中的国家角色问题又是其“热中之热”。在其中，“发展学派”（developmentalschool）认为，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而“扭曲市场学派”（distortedmarketschool）则认为，新兴的市场制度才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国家干预的好处是短期的，国家干预对市场的扭曲不利于市场改革的长远之计。上述两种观点尽管正相反对，但它们都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锻造了一种强有力的政商联结。②本文不以评述上述争论为目标，而是引入“发展型国家”为分析框架，试图从国家转型视角描述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一种新形态的发展型国家，它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2002年以来，中国的国家角色正经历着重大转型。超越发展型国家，实现政府与市场、集权与分权、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新的平衡，是这种转型的目标。一、发展型国家与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20世纪60、70年代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激发了有关发展道路的讨论热潮。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查默斯•约翰逊发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与那种把东亚经济奇迹理解为自由主义的胜利不同，约翰逊认为，日本信奉的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经济国家主义”或“新重商主义”一脉相承。③从中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概念。在约翰逊的基础上，许多发展理论家开展了对东北亚国家的研究，由此形成一种发展型国家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主要包括了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产业政策的策略性、官僚的有效性、公私合作的紧密性以及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独特性等内容。嗣后，“发展型国家”概念在英①基金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国家学说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研究”（编号：05JJD71013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CET-06-0535）。②参见DaliL.Yang,RemakingtheChineseLeviathan:MarketTransitionandthePoliticsofGovernancein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4,pp.8-13.③参见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8页。2国学者戈登·怀特（GordonWhite）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扩展，用来描述和分析像中国、朝鲜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与“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区分。而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还可以分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和“修正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模式中，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之间被看作是一种对立关系，社会主义计划被认为最终会取代市场。这种观点在斯大林模式中变成现实，并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这种模式在政治上产生了一个强大的、严格控制的、等级式的国家机器。这反映了“后发展”的一种普遍历程，即一个弱国家为赶超发达国家而强化国家权力。同时，它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性，在那里，国家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作为一种谋求发展的精英集团，它替代了资产阶级；作为经济协调的一种制度，它替代了市场。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普遍渗透到政治和经济领域，通过中央集权的强制性计划和政府指标，控制着工业和农业的积累、生产和交换，市场作用被边缘化了。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发展模式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可以起到积极作用，比如提高投资率，集中稀缺资源，引导产业结构的策略性变化等。①但历史经验同样表明，“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所取得的成功是短暂的，它有着严重缺陷。首先，一个经济部门（重工业）的成功往往是以其他经济部门（轻工业、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的牺牲为代价的。其次，成功构建一个相对全面的产业结构意味着，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复杂以及扩张性增长资源的萎缩，中央直接计划的发展模式面临着更多问题，比如一个更复杂的经济导致对外贸易的进一步依赖，而国际竞争会造成压力，要求一种更加灵活的经济管理和更具活力的技术进步。这些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市场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一些理论家和改革家开始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传统中汲取营养，这种传统就是计划和市场相互补充的观点，它可以被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关于苏联工业化的争论中一些在政治上失败了的领导人那里，比如索科尼科夫(Sokolnikov)、巴扎罗夫(Bazarov)、康德拉季耶夫和后来的布哈林，以及在两次世界战争之间西方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如兰格(Lange)和勒纳（Lerner），他们被看作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20世纪40年代末，这种“市场社会主义”首先在南斯拉夫付诸实践。此后，这种市场与计划相互补充的观点成为东欧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②正是这种关于市场和国家作用的重新思考以及改革实践，使“修正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得以产生。在中国，苏联模式曾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采取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赶超战略”，“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就是这种战略的极端表现。在经济管理上，中国采取严格的计划经济，国家控制着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为战后重建、奠定工业化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确立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种传统发展型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它越来越束缚生产单位的效率和工人的积极性。由此，这种发展模式在“文革”结束后得到反思，并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在反思过程中，那些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以及20世纪50年代为摆脱苏联模式所进行的探索为经济转型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中国改革的意义在于，它在一种社会主义框架内，创造出了那些以资本主义方式所取得的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它反映了中国追求一种国家和经济之间更有效平衡的社会主义“有管制①GordonWhiteandRobertWade,DevelopmentalStatesandMarketsinEastAsia:AnIntroduction,inGordonWhite(eds.),DevelopmentalStatesinEastAsia.London:Macmillan,1988,pp.13-15.②Ibid,pp.15-16.3市场”的愿望，从而挑战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国家与经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推进，东亚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和动力机制也日益呈现出一种局部融合的态势，即走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有管制的市场。由此，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与韩国和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型经济有了更丰富的对比空间。例如，在有效性的不同形式、国家行为的技术以及在国内外把国家计划与市场进程建设性地结合起来的具体办法等方面，它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相互学习的空间。由此可见，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型模式向市场化的转变，并不只是国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它既扬弃了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也扬弃了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走向一种新的发展型国家有管制的市场模式。所以，这里运用“发展型国家”分析框架考察中国的国家转型，揭示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与“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区别，而是“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与“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之间的某种契合点。二、中国的发展型国家及其效应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这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发展主义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此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优先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较多地从个人魅力转向了经济增长。这种发展主义集中体现在财政体制上，表现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占有很高比重。从1978年到2000年，这一比重尽管从64.1%下降到36.2%，但生产性支出仍然是我国财政支出的最大项目，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①美国1995年、日本1993年、德国1995年政府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5.48%、3.33%、4.90%。②相应地，与以往把政治成分和政治觉悟当作干部考核的首要标准不同，经济增长业绩在干部考核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追求GDP增长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在经济发展主义推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从1980年到2006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68%。③2006年，我国GDP总量达到20.9万亿元，跃升世界第四位。继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06年我国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④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前者主要体现在我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等不断扩大，后者主要体现在自然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环境污染纠纷呈直线上升态势。（二）经济国家主义与东亚发展型国家不同，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随着这种转变的深入，它逐渐体现出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相类似的经济国家主义特征，“旨在通过国家计划实现合理化，它并不排斥市场，但强调市场的运转必须受国家计划的指导”⑤。首先，专家治国的管理体制逐渐形成。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成为技术专家治理型国家，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②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391、379、395页。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计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57页。④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2月28日，，2007年10月27日。⑤YongnianZheng,GlobalizationandStateTransformationin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134.4技术专家们逐渐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政治家追求权力和利益不同，这种治国技术专家更关注理性思考、目标导向和问题解决。①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相类似，中国已经形成由具有相同社会背景、教育背景、意识形态的一组专家所组成的政治体系。其次，建构一组有效的经济管理机构，提升经济机构的管制能力。具体表现在，第一，原有的计划性经济机构不断被重组和改造。这种改造不是为了放弃国家对市场的管制，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国家对市场的管理能力。1982年，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国家农业委员会等10个部门合并为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1998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与电子部等10个部门合并为新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这两次改革都旨在强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权力。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