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主要社会风险及保险业在社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1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第十六期2008年2月15日当前我国主要社会风险及保险业在社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1周道许吴玉平2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日益丰富，社会不断进步，国际交往日渐加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正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1本文所指的社会风险管理，与世界银行1999年提出的社会风险管理（SocialRiskManagement）的概念有所区别，世界银行的理念旨在拓展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路，主要目的在于减少和防止贫困，而本文所指的社会风险管理，是经济单位、个人及社会识别、衡量、处置、避免、转移社会风险的组织管理过程。2周道许，金融学博士，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吴玉平，博士，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十六期-2-“风险社会”（Riskogesellschaft或RiskSociety）的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UlrichBeck)(1986)3、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90)4等提出的。他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时代（贝克2004）5。从9·11恐怖事件到东南亚印度洋海啸大灾难，从中国SARS病毒流行到全球不断出现的禽流感事件，残酷的现实在印证着风险社会的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人类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工业社会（也称阶级社会或阶层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一转变过程正在全球悄无声息地发生。“高风险性”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典型特征；（2）现代社会风险是由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副作用与负面效应6,特别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其根源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制度能够应对各种风险,同时它又将不断地产生出新的进一步的风险；（3）在全球化的时代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Beck,Ulrich(1986):“Riskogesellschaft,AufdemWegeindieandereModerne”.Sonderausgabe2003.Frankfurt/Main:EditionSuhrkamp;UlrichBeck,“RiskSociety:TowardaNewModernity”,SagePublicationHousing,London,19924[25]AnthonyGiddens:“TheconsequenceofModernity”,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5同注36关于“社会风险”一词的定义,目前学术界还无统一的认识。比较狭窄的定义认为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工伤、失业、生病、因年迈而失去劳动力、因贫穷失去教育机会、儿童因失去父母而无法正常成长、公共卫生危机及各种天灾人祸等。它导致一部分公民不能享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失去平等的发展机会，如吴/周（2007）和世界银行（Holzmanandothers2003）。本文对社会风险的定义包含了更广泛的内容。《观察与交流》第十六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3-里，社会风险能跨越时空的限制，一些局部的危机或突发事件往往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外扩张，从而引发全社会或全球性的灾难。因此，风险社会的存在意味着风险的全球化；（4）风险总体上是不能根除的，但某个具体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通过风险的推算，通过一系列的信号灯和指示器，我们可以对未来的灾难未雨绸缪，制定出预防预警、事故赔偿、善后处理等一系列预案，从而将风险降到最低限度7。与传统社会风险相比，现代社会风险还具有一些性征：(1)复杂性;(2)迅速扩散性和全球性;(3)人为性和社会性;（4）不可感知性，即现代风险不再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直接风险，而是潜在的，无法感知的风险；（5）整体性：现代风险是对人类整体的威胁；（6）建构性：现代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风险意识的核心不是现在，而是未来；（7）“平等”性：现代风险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个人，即“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平等的”8。在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中，风险分配的基础和动力是完全不同的（见下表）。阶级（阶层）社会在它的发展动力上与平等的理念相联系，风险社会的基础和动力则是安全。“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7宋镜明，周术国：“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5-20页；8赵延东：“解读风险社会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6期，第80-83页；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十六期-4-性”9。在从阶级社会到风险社会的转变中，“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替代10。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风险分配的基础和动力11工业社会（阶级社会）风险社会社会价值体系不平等的不安全的社会理想阶级平等安全社会理想的性质积极的和求实效的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社会基础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安全社会驱动力饥饿（物质需求）害怕（精神焦虑）风险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方后现代化社会的观察基础之上的，发展中国家还面临自身特有的风险—转型期社会结构风险。本质上，这类风险同样源于现代化的自反性，如城乡结构的失衡或断裂，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张力加大等。他们和贝克与吉登斯所论述的风险一样，都属于制度性风险12。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地区发展的差异日益扩大，沿海发达地区已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而在西部地区许多人还没有摆脱贫困，即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多种社会发展形态，因此后现代化的风险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风险并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风险的交叉传递日益严重，国外的后现代化社会风险叠加在发展中国家社9同注310刘群：“风险分配与和谐社会构建”，《前沿》，2007年第10期，第190-192页；11同注10，第190页；12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江海学刊》，2006年2月，第112-117页；《观察与交流》第十六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5-会转型的风险之上并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风险的复杂性。“在时间序列上应该在不同阶段所面对的问题，现在被压缩到一个发展时空”13。因此，我们必须同时应对传统的社会风险和现代社会风险。从风险与风险管理理论我们知道，所谓“风险”是不希望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那么，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14。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垄断社会向竞争社会，从年轻的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社会，并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剧烈转变之中，也正是社会风险大量聚集的时刻，社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从而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而我们在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在新的形势下已不起作用，但新的风险管理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处于社会风险管理的空档期，而且，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副作用与负面效应发生的性质、规模、破坏性又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因此，13李培林：“从传统安全到现代风险——评《直面危机》”，《经济导刊》，2006年1-2期，第143-144页；14熊光清:“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学说连线》，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十六期-6-研究当前我国主要社会风险，寻求社会风险管理的策略，特别是探索保险作为风险管理工具在社会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具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我国正处在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上升的过渡期。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一时期既是国家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凸现期15。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有：（一）人为因素加剧的自然风险和技术风险。自然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和自然资源缺乏与破坏而导致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两方面，而在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中，人类活动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世界范围内54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8次发生在中国。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灾害严重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更是进入新的灾害多发期，自然灾害呈现出极端气候事件频次增加、损失加剧、灾害连锁反应、多灾并发等特点，自然灾害形势日趋严峻，造成很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人口集中到城市工作、生活，城市人群生活环境的恶化风险和人身风险不断增加，人口集中和经济的15同注12《观察与交流》第十六期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7-快速发展加大了社会的脆弱性16。尽管近年来我国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提高，但自然灾害仍是我国的心腹大患。自然资源缺乏是中国面临的另一自然风险。虽然我国地域广袤，物产丰富，但自然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部分地区生存环境恶劣，不适宜人类居住，较多的人口聚集在少部分地区，人口密度过大，导致该地区资源迅速消耗，受到不可恢复的破坏，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经济的健康发展、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大量的资源作保障，一旦资源链条出现断裂，将对社会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技术风险包括技术缺乏和技术滥用两方面。从宏观层面看，缺乏必要的技术一方面降低了了生产效率，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引起社会贫困等问题；另一方面，容易造成社会经济“带病”发展，发展缺乏可持续性，最终给经济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从微观层面看，技术缺乏使得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有可能对人民群众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引发社会矛盾。技术滥用在我国某些地区及行业表现较为突出，不加节制地使用技术，会导致发展资源破坏性的开发，不利于地区行业的健康成长，如过多地使用食品添加剂、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等，都会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带来很大危害。（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风险。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16陈文辉:“加强风险管理共建和谐社会”,《中国保险报》，2006年12月22日，第6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十六期-8-发展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和阶层结构都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这种社会转型是在短时间内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年轻型的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社会转型、从垄断社会向竞争社会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利益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剧烈变革导致了社会阶层多样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点，伴随着这种变化，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大量的利益矛盾甚至是利益冲突，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整个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临界点。具体来看社会转型带来以下社会风险：(1)贫富悬殊过大的风险。在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往往看重效率而忽视公平，各种税收调节制度和其它分配制度没有及时跟进调整，导致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放大，社会不公平现象也愈来愈严重。目前反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17，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总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总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18，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基于收入差距悬殊之上的社会利益的急剧分化，会直接导致社会利益群体之间产生不信任、不合作、相互仇视甚至是剧烈的对抗和冲突；(2)城乡差距加大的风险。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近60%生活在农村。17王红茹：收入差距已达33倍“第三次分配”被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