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发展观的比较和启示

三种发展观的比较和启示一般地说，发展观是指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目标和手段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如果说发展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那么发展观就是探讨发展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理论界和实践者对发展问题的不同理解往往源于发展观的差异。从思想承继的角度讲，经济思想史中存在着三种影响较大的发展观，即增长的发展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和自由的发展观。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评述三种发展观并比较其特征，进而揭示发展观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作用。一、增长的发展观及其基本特征发展观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斯密在《国富论》中不仅说明了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促进国民财富的自然增长，而且探讨了国民财富的来源——增加资本的数量、改善资本的用途以及提高分工的程度。其中，斯密将分工看作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相应的政策措施就是坚持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正是因为如此，“亚当·斯密所谓的‘财富的自然增进’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发展经挤学’”（刘易斯，1990）。不难看出，亚当·斯密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一个通过自由市场来有效配置资源进而实现财富增长的过程，这可以看作是发展观、特别是增长发展观形成的最初阶段。由于亚当·斯密将财富增长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因此其后针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核心论题。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起始于哈罗德（Harrod）和多玛（Domar）提出的资本积累模型，此后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探讨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是以索罗（Solow）、阿罗（Arrow）、乌扎华（Uzawa）、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反思哈—多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能够满足一般均衡条件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二是以纳尔逊、温特、杨小凯、黄有光等人为代表，他们出于对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系统性反思，以演化经济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所谓的演化经济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历程中，20世纪40～69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刘易斯、缪尔达尔、纳克斯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是经济系统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市场力量难以迅速地调整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就要通过国家计划筹集资金以推进工业化，即所谓的“工业化”、“资本化”、“计划化”。20世纪60～70年代，鲍尔、迈英特、舒尔茨等人试图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解释发展经济学，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反对国家干预，指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实行自由贸易、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综上所述，增长的发展观认为：1.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促进国民财富的持续性增长，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2.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采用不同的增长模式：例如可以采用国家干预主义以实现赶超型发展，也可以采用市场自由主义以促进演化型发展。3.对于经济发展的度量可以使用经济增长的指标来直接加以测度，例如GDP、GNP或者人均GDP和人均GNP，而无须考虑其他的经济变量。客观地说，增长的发展观强调财富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点对于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增加物质财富是维护人类生存的第一要义。但是它将经济发展的内涵局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其结果就可能忽略掉经济发展的其他内容，激励人们为了增加物质财富而损害其他效用，例如环境的破坏和自由的丧失，从而导致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这实际上为其他发展观弥补增长的发展观提供了客观条件。二、可持续的发展观及其基本特征增长的发展观诱发了人们以牺牲其他效用为代价而单纯地追求财富增长，其导致的不良后果在20世纪下半期逐渐显露出来，例如（增长的极限）较早地对增长所产生的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问题予以关注，指出此类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到生态和社会的综合问题。在对增长的发展观进行系统性反思的背景下，可持续的发展观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对可持续发展观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是布伦特兰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共同未来》，该报告不仅定义了可持续发展——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而且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则：即公平性、可持续性、共同性、质量性、时序性和发展性。上述理解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观直接回应着增长发展观的重要缺陷，是对增长发展观的必要修正和补充。如果说增长强调的是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是一种物理上的数量型扩展，其核心理念是把经济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那么可持续发展则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的改善等内容，因此它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是一种质量上、功能上的改善，其核心理念是强调经济是外部的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1.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紧密相连但是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偏重于经济总量的数量型扩张，经济发展则以物质增长为基础，侧重于质量的提高、结构的调整和发展的持续性。2.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宗旨并不是仅仅追求物质财富的累积，而是追求比增长内涵更为广泛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是包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经济发展应该注重经济系统、环境系统、社会系统的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而不至于像物质增长那样遇到外部因素的制约。3.可持续发展观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策建议的支持，这里的关键是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修正传统的GNP或GDP指标，更准确地反映资源的损耗状况，更真实地评价社会发展水平。为此，可持续发展的代表人物H·E·戴利设计了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国民生产净值”（SSNNP）系统来替代GNP及GDP，该系统将反映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等的指标与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并列起来。显而易见，从思想演进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观比增长的发展观更能反映人类的多重需要及长远利益，它将会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方式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与增长的发展观相同，可持续发展观的着眼点仍然在于通过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改善来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相对地没有考虑到环境改善与福利水平的转化关系，也没有涉及到人类自由与福利水平这种深层次的发展问题。三、自由的发展观及其基本特征增长可持续的发展观，侧重于从外部视角来探讨人类社会福利的增加，但对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福利等问题重视不足。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包括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生存、自尊、自由。就群体及社会而言，发展不仅包括了经济发展的所有内容，而且还包括了文化的良性融合与交流、社会成员工作机会的增加、人们能够在各种制度框架下享有更大自由等。相对来说，后者可能更接近于人类发展所追求的终极意义。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后福利主义者认为，每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均享有发展权益，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权益。换言之，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而且更是一种基于权益扩展而形成的精神状态。戴斯盖普特进一步将人们所享有的发展权益分为基本性需求（维系基本生存所需的生物性需求）和享受型需求（政治和民事权利）两个方面，不难看出，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权益都可以归结为个体或群体自由度的扩张。因此，后福利主义的发展观实质上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发展观。自由发展观的代表性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论述了一种特定的发展观：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显然自由不仅具有目的性作用，而且也具有工具性作用。就目的性作用而言，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绿色革命、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都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其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就工具性作用而言，应该特别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直接作用的基本自由，例如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经济设施、社会机会、社会透明度和安全性防御等。以上分析表明，自由的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增长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认识范围，特别是与以往发展观注重人类所处外部条件的思路不同，自由的发展观更加关注个体和群体自身所享权益的扩展。概括起来，自由发展观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如下：1.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扩展个体和群体的自由度，“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阿马蒂亚·森，2002），这样聚集于自由的发展除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等内容之外，还依赖于其他非经济因素，例如社会制度安排（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保险制度等），经济制度安排（企业制度、专利制度、金融体制、产权制度等），政治制度安排（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监督等权利）。2.增强人们的可行能力和权利保障，即扩展自由是实现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前提条件，上文所列举的政治自由有助于促进经济保障和公共选择，社会机会有利于增加经济参与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条件可以帮助人们创造个人财富以及用于社会设施的公共资源，安全性防御则能够通过维护人们的基本权利来克服贫困，这实际上将自由的工具性作用与发展的终极意义直接对接起来。3.从自由的视角来看待发展，表明发展并不能通过某个单一的纯经济指标加以测度，GDP、GNP甚至是SSNNP都不能揭示发展的多个维度，应该由发展的观念体系逐渐地形成相应的指标体系。同时，也正是因为自由的多个维度，所以发展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解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不断发展的任务。四、三种发展观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从对上述发展观的评介中可以得到一些对我国发展的启示和借鉴。1.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增长的发展观尽管忽视了发展的多维性，但是它却说明了财富总量增加对于个体和群体发展的前提性作用。经济增长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都说明了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来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的理性选择。基于这种分析，我国就应该加快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步伐，通过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解决体制转轨中所遇到的深层次问题；加大对于垄断行业、特别是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促使这些行业由模拟竞争走向有效竞争，促使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提高我国市场化、商品化的程度；在城市中以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我国打造成世界消费品的制造中心，同时以教育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来增强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加我国的人力资源储量，为我国成为高技术、高知识含量的世界制造中心做好准备，在农村中，应该通过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加快城镇化的步伐，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提供等手段复兴乡镇企业，不断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逐步解决城乡相互割裂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2.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观侧重于从发展“限制”的角度来补充增长发展观的不足，它所提出的公平性、持续性、质量性等原则丰富了发展的内涵，得到了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对于正处于经济“起飞”状态的我国而言，在促使经济增长的同时，尤其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远景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不仅是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避免“粗放型”发展所带来不良后果的内在要求。具体地说，我国当前必须正视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严格税收制度，完善转移支付，为下岗职工及农村居民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培训、就业等方面的机会和优惠，逐渐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确保居民收入的相对平等，在中央政策扶持的前提下，主要通过西部地区的努力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当前西部大开发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改造的基础上，着力通过观念改变、政府改革等途径优化投资交易的“软”环境，逐步实现区域发展的相对公平，应该以产权改革为切入点，不断消减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投资软约束”现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企业生产中的贡献度，使企业发展从“资源扩张型”向“技术主导型”逐渐转化；应该将环境保护问题摆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中的重要位置，切实落实以“退耕还林（草）”为基础的“山川秀美”工程，征收环境污染税，开展排污权交易，使我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等特征。3.以自由为坐标突现我国发展的人本主义精神。上文已经指出，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后福利主义者提出了自由的发展观，这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