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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第四章道德及道德品质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本讲学习重点第一节道德及道德评价第二节道德品质及其形成发展第三节大学生应具备的道德品质第四节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第一节道德及道德评价一、道德的本质道德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二、道德评价及其方式1.道德评价道德评价以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为主要手段，对个体和群体的道德行为作出善恶、是非的评价，借此调节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实现教育和激励功能，促进社会风气好转。2.道德评价的形式•社会舆论。众人的言论，包括宣传工具的议论。舆论压力、舆论谴责有制约作用。•传统习惯。即社会风俗和习惯的行为倾向。与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结合在一起，比舆论更具有稳定性。•内心信念。对道德义务的真诚信仰和强烈的责任感，内在的精神力量。表现为良心的安慰或谴责。徐本禹：感动中国的大学生“别人帮助了我，我一定要帮助别人”•徐本禹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里。1999年，他考入华中农业大学。那年冬天，天气很冷，他却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训服。一位同学的母亲送给他两件冬装，并关切地说：“天冷了，别冻着。今后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就告诉阿姨。”第一次远离家乡和亲人，第一次在他乡得到好心人的帮助，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让徐本禹至今不能忘记：“当时我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把爱心传递下去，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别人帮助了我，我一定要帮助别人。”这就是徐本禹作出到贫困山区义务支教决定最充足的理由，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支撑着他坚持下去的原动力。他作出了让所有人惊异的决定•在许多人眼中，徐本禹这个２２岁的大学毕业生有着令人羡慕的前程。2003年，他以372分的高分考取了本校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然而，徐本禹却作出了让所有人惊异的决定：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去贵州省大方县为民小学教书。当他打电话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时，电话那端的父亲哭了。长久的啜泣之后，父亲用发颤的声音说：“全家尊重你的选择，孩子，你去吧……”•上大三时，徐本禹在《中国少年报》上读到了一篇题为《当阳光洒进山洞里……》的文章：“阳光洒进山洞，清脆的读书声响起，穿越杂乱的岩石，回荡在贵州大方县猫场镇这个名叫狗吊岩的地方。这里至今水电不通，全村只有一条泥泞的小道通往18公里外的镇子。1997年，这里有了自己的小学——建在山上的岩洞里，5个年级146名学生，3个老师……”读着读着，徐本禹哭了，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岩洞里的孩子。徐本禹在校园里开始为这些从未谋过面的孩子们募捐，呼吁大家和他一起利用暑假时间到贵州支教。•当年暑假，徐本禹和4个同学带着3箱衣服、1口袋书及500元钱坐上火车前往贵州。几经辗转，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猫场镇狗吊岩村。当徐本禹一行走进岩洞里的为民小学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岩洞里的教室是用两堵仅一人多高的墙隔开的，中间是过道。南边是个四年级复式班，北边是六年级。四年级的黑板搭在岩洞上，是用两根棍子支撑着一块木板做成的。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种情形，无论怎么想•当暑假结束返校时，狗吊岩的孩子们流着眼泪，一直把徐本禹一行送到好几公里外，他们拿着自制的小红旗簇拥在徐本禹身旁，一个孩子仰着头问道：“徐老师，你还会回来吗？”徐本禹噙着眼泪，点了点头。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2003年4月16日晚上，徐本禹彻夜未眠，狗吊岩村孩子们期待的眼光一直在他脑海中闪现。就在这个夜晚，徐本禹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狗吊岩村去帮助那些孩子。2003年7月16日，徐本禹带着3000册图书和7位志愿追随的同学一起来到狗吊岩村。这里好像一个信息封闭的孤岛，不通公路、电话，物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晚上只能点油灯照明，寄一封信也要在周末走18公里崎岖的山路到镇上。每天吃的是玉米面、土豆和酸菜汤，晚上，满身乱爬的跳蚤几乎让他们无法入睡。没过多久，志愿者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了。•8月1日，最后一个同来的志愿者也坐上了返回武汉的长途车。车窗内外，去送行的徐本禹同他无语对视：“真的坚持不下去，就回学校吧。”同学的一番话让他有些触动，经过一番徐本禹和村委会主任一家吃住在一起。原来徐本禹是不吃辣椒的，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每天都要吃辣椒，让他有一种想吐的感觉。这里的卫生条件很差，苍蝇到处乱飞，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发现苍蝇在里面。“当地情况就是这样，刚开始很恶心。我对自己说，就当没看见罢了。现在我已经可以吃玉米面和酸汤了。饿的时候，一顿可以吃三碗玉米饭。只有吃饱了，身体才有保障，才能在这里支教下去。”•徐本禹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里很少见到阳光，这个小空间成了他学习的乐园——一张桌子上摆满了书籍，有专业书、文学书、英语书、数学书等，还有一些书放在床上，地上摆放着生活用品和好心人捐的物品，原本狭小的房间变得更加狭小。徐本禹在这里一周要上6天课，每天上课时间达8个小时。他自己负责五年级１个班，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要教英语、体育、音乐等。由于信息闭塞，学生对外界了解极少。徐本禹问全班40名学生，有多少人听说过雷锋的名字，结果只有4个人知道。徐本禹说：“这里的学生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时讲了10遍、20遍的东西，学生还是听不懂。有时，我气得把书一丢，走出教室，可最后还是得回来。这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诲人不倦’！”•2003年12月7日夜里下了一夜的雨，崎岖不平的小路变得更加泥泞。12月8日，当徐本禹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有5名学生没有来上课，他问同学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上课，有的说天气太冷，路不好走，走到半路又回去了。当天上午，徐本禹没有上课，来到了没有上学的学生黄绍超家，在家玩的还有黄绍超的弟弟，这个孩子也已经半个月没有去上学了。徐本禹后来得知，黄绍超的爸妈都外出务工了，家中只有爷爷奶奶，老人很少过问孩子的学习，像这样的家庭在这里还有很多。这样一来，督促学生学习的任务全都落在了老师的身上。•也是12月8日那天，由于何福洋和弟弟何伟都没有来上课，徐本禹来到他们家。当问他俩为什么没有去上学时，何伟说：“没有鞋穿！”说完，兄弟俩都哭了。当徐本禹把目光投向兄弟俩那沾满泥巴的小脚时，心里一阵刺痛：自己穿着皮鞋脚还冷，而他们却打着赤脚，他们怎么能够受得了？在回校的路上，徐本禹心里越想越痛……回到学校后，他拿出50元钱托人给何福洋家送去。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学校的学生增多了，现在，这里的学生从140人上升到了250人左右。慢慢地，孩子们可以听懂普通话了，与人交流也不害羞了。•而徐本禹心里的孤寂，却只有向学友、师长倾诉。2004年4月，徐本禹回到母校作报告时，第一句话是：“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本以为会听到豪言壮语的师生们惊呆了，报告会后，徐本禹又返回了狗吊岩村，依然每天沿着那崎岖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因为徐本禹而感动，因为感动而行动•徐本禹在狗吊岩村为民小学支教半年后，学校从岩洞搬出来，修建了新的校舍，办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2004年春夏之交，大方县大水乡党委书记沈义勇邀请徐本禹去作报告。在开往大水乡的车上，沈书记希望徐本禹能到大水乡支教。•大水乡大石小学的校舍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两层木楼，上面一层摇摇欲坠，其中一间是四年级教室，另一间门口挂着“危险，不要靠近”的牌子。还有一间教室是用红白蓝相间条纹的塑料布围成的，木板和砖头搭就的课桌和凳子随时可能倾覆，但孩子们似乎早就习以为常，趴在“课桌”上，眼神那么专注。•这一切深深震撼着徐本禹。他在决定到大石小学的同时，给华中农业大学团委书记写了三封信，谈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和想法。这三封信引起了学校的极大关注。学校党委书记李忠云说：“要去人看看，要支持徐本禹，把小学的校舍修一修。我们应该为西部基础教育做点事，这是大学的社会责任。”2004年6月26日，华中农业大学的两位老师来到了贵州省大方县。他们看望了徐本禹，考察了猫场镇狗吊岩村的为民小学和大水乡大石村小学，深受震动。就在两位老师在大方县的山路上颠簸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华中农业大学校长张端品教授打来的电话。张校长说：“学校决定捐助８万元帮助徐本禹，用来为当地小学修建新校舍。”•2004年7月，华中农业大学一些老师和学生放弃休假，将在贵州大方县拍的照片选出100幅，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网上。短短９天，这篇帖子的点击率就超过了百万，很多网友是流着泪读完这篇帖子的。紧接着，从祖国内地到港澳台，从亚洲到欧洲，从北美到澳洲，要求捐款捐物的电子邮件雪片般地飞来，网友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因为徐本禹的故事而感动，因为感动而行动……13个国家的热心人士要求资助大石小学的贫困学生。美籍华人陈旭昭女士还在美国进行募捐，为大石小学的学生寄来2000美元。2004年7月初，54岁的王昌茹从武汉赶到了大方县：“我是冲着徐本禹来的，徐本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她决定与徐本禹一起支教。感动中国的“防艾”医生——桂希恩•2004年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抽出时间，登门看望了武汉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位教授。温家宝总理一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我还在最近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表扬了你的事迹。这次到湖北出差，专门来看看你。”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教授，令共和国的总理这样尊重，总理要在百忙之中专门看望？•他，就是我国第一个走进“艾滋村”的医生、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取得优异成绩的武汉大学医学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1999年夏天，桂希恩教授听一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治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难道是它来了……”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桂希恩教授大吃一惊。•桂希恩教授想到了1981年，当时他在美国进修学习，他的美国老师及时给他讲授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通过同性恋来传播的，桂希恩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到了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后，他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两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河南上蔡县文楼村，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了10个艾滋病病毒阳性者。•一周后，他又来到了上蔡县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并从这些人中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且他还了解到，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有卖血的历史。这位曾获得过全国“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称号的专家流泪了。他看到了疾病的另一面：因贫困而产生的艾滋病。桂希恩教授从来都没有认为发现中国艾滋病村是一件技术上非常困难的事。他说，困难在于现在很多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他就这样碰上了。病人牵动他的目光•桂希恩主编的《我所知道的艾滋病》的扉页上写着他的简介：“湖北武汉人。1960年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工作16年。1976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1999年发现我国中部某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先后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事实上，在青海工作的那段经历对他影响至深。在那里的农村，他参加了麻疹、伤寒、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而后来艾滋病作为尚未攻克的传染病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情地说：“农村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人生最珍贵的回忆！”“今年六七月份，我将退休了。这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艾滋病问题了。”桂希恩说。事实上，今年64岁的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守至今。与他本人一样，他的家庭也曾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父母生前都是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如今，在该校还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据悉，他们都以友善、淡泊名利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