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关于我国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思考

工作心得：关于我国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思考“科学素质”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性”概念，除自然科学部分之外，社会科学与人文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结合国际领域的研究框架，“科学素质”的构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科学知识基本了解；对科学研究过程和方法基本了解；对科学技术对社会、个人所产生的影响基本了解。当前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现状及原因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现状是整体水平较低。1992—2015年，我国一共进行了9次统一部署的国民科学素质调查活动，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公民中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比例上升至6.2%，同比2010年第8次调查结果（3.27%）上升约3个百分点，与以往相比，成绩不小，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数字明显处于劣势，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具备科学素质的国民比例已经达到6.9%，而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具备科学素质的国民比例达到20%～30%，相比之下，我国存在的差距依然很大。当前，我国正处于迈向“创新型”国家的新时期，提升国民科学素质是确保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基本保障。我国国民科学素质整体偏低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养成和提高科学素质的主体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1）教育。广义上的教育包括智育和德育两部分，缺一不可、偏一不可，而在我国发挥主要教育功能的学校却严重忽视这一原则，过于强调知识和技术的工具性，由此造成专业独立、知识割裂（如文理分科），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教育形成了严重的实用要求和功利心态，人文教育名存实亡。（2）媒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网民最多的国家，互联网传媒的高速发展，拓展了公民获取信息的渠道，但媒体却没有起到提升科学素质的应有作用。相反，为了吸引眼球、增加关注，往往将一些毫无科学根据甚至不符合常识的内容推送给公众，这其中也不乏一些主流媒体、党政媒体，“假新闻”“网络谣言”的泛滥，与媒体缺乏科学素质不无关系。（3）科普。科普工作既是一项社会性公益事业，也是提升国民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民经济收入虽然不断上升，但用于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却十分有限，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人均科普经费为4.63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图书馆、博物馆、科普基地等开放能力有限，且存在区域性不平衡问题。其次，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素质理论体系。对比可知，我国在科学素质理论研究方面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引进了“科学素质”的概念，但一直到90年代才逐渐引起关注，并且是在引入西方国家科学素质调查、测试方法之后形成的效应。学术界在2002—2005年开展了一系列探讨活动，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包括对“科学素质”的定义、内涵等都是通过国家相关部门以政策文件形式实现的。同时，“科学素质”本身是一个社会性概念，其概念形成、内涵界定等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背景，我国在科学素质理论体系的建设方面，不可能完全沿用、抄袭其他国家，而应该体现出“中国特质”，使其与中国经济、政治、教育等相关事业相适应。再次，没有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回顾我国先后进行的9次统一部署的国民科学素质调查活动，实施过程一直采用的是美国“米勒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近30年来都没有发生过变化，包括问卷结构、评测原理、指标选项等，至多在原有基础上吸收了一些他国的评测指标选项。这种“纯进口”的形式严重脱离了中国现实，尤其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脱离实际就意味着毫无价值。第一，结合我国国民科学素质问题形成的原因，教育、媒体和科普三大社会主体机构需要承担大部分责任。其中，教育是提升国民科学素质的基础，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解“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弊病，可从改变教育理念、职能、结构和途径等方面入手，如通过科技政策扶持、倾斜的方式，改变“重技术、轻科学”和“重实用、轻人文”的弊端；媒体作为社会传播机制的职能主体，一方面要从提升自身从业人员科学素质入手，另一方面，加强在媒体传播活动中的科学意识、科学主张、科学普及等，重点揭露“伪科学”，促进社会人文风气的净化；“科普”一度被视为科教兴国的基础工作，本质上，也是面向全社会所有成员的科学素质提升渠道，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科学普及场所的建设，加大投资、重点管理，使其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第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素质评测体系。在构建科学素质评测体系的过程中，符合自身国情是一项基本要求。基于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在教育领域、科普领域仍存在很大欠缺，我们认为科学素质评测体系的建立应该遵循四个原则。一是时代性。科学素质是面向社会公众的，要紧扣时代脉搏，紧密贴近群众。二是科学性。杜绝“伪科学”，强调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加强科学意识在各领域的渗透。三是通俗性。科学技术水平和科学素质水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有赖于少数科研精英，而后者则是面向全体公民，因此要做到通俗易懂。四是趣味性。不能将科学的理性理解为“僵硬、呆板”，提升科学素质的工作应该生动、活泼，能够吸引公众主动参与。基于以上四个标准，综合考虑我国公民平均教育程度、社会特征、文化特征等因素，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素质测评体系。其中，在评测指标的选择上，应该突出“功能性”特点，促进科学知识与生活常识的结合。第三，拓宽我国国民科学素质培养和测评渠道。目前我国实现国民科学素质提升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分别是教育和科普。然而，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依赖于生活化模式，而并非“专教式”类型，这需要进一步拓宽，包括从人口角度、职业角度、政策角度等，不断丰富基本数据，形成交叉式的培养。同时，评测渠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包括通用测试和专项测试两类，在国民科学素质评测体系不完善的前提下，通用测试往往过于形式化，所得到的结论真实性不足。而专项测试又过于狭隘，通常面向精英人群，评测内容包括科学知识、态度、方法等。我们认为，在评测渠道的拓宽上，可以从源头出发，将国民科学素质评测目标进行分解，如某一种科学领域的评测。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针对“十三五”期间的国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作出具体安排，设定2017—2020年为深入实施阶段，要求全面推向各重点工作的开展，解决突出问题、完善工作机制、发挥长效作用；2016年4月《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经由科技部、中宣部联合发布，为我国公民提高自身科学素质提供了科学的衡量标准和指导意见，“结构表”中设置了26项基准内容、132个基准点，基本覆盖了当前我国国民科学素质需要掌握的知识、技术和能力，配合《纲要》的目标设置，为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培养、理论建设、评测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一系列理念的提出，为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我国科学素质的本土化研究将会在“十三五”期间迎来一个新高潮，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