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育三部曲”到“革命三部曲”

从“体育三部曲”到“革命三部曲”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评选的“20年最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在北京饭店隆重颁奖。我省著名作家赵瑜和他的《马家军调查》与全国十多位作家及作品获此殊荣，这也是赵瑜继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之后又一收获。与他同时获奖的作家有蒋子龙、莫言、王安忆、陈建功等12位。记者得知此消息，迅速赶往省作协，恰巧赵瑜刚从北京赶回，正在家中“耕耘”，忙于新作《太行文革志》。在采访之前，记者了解到赵瑜喜爱体育，喜欢驾着越野车，拍摄纪录片，曾带着女儿驾车赴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不禁生出佩服之情。果然，他的住宅楼前停着一辆越野车。他说，这次的奖品十分罕见，是百年珍藏茅台老酒10斤装，盛在特制的宜兴紫砂瓶中，以顶级国酒作为文学成就奖品，在我国尚属首次。获得这样的奖品，他坦承有意外的惊喜，没准哪一天就会和朋友们启封共享。客厅内，梁启超的真迹令人赏心悦目：“细石平流游鱼可数，小山芳树珍禽时来”。他大声地念来，珍爱之情自然流露，更显其性情豪迈幽默、从容淡定，一如厅内那幅字，佳作不时“飞”来。体育让我沾了光记者（以下简称记）：上世纪90年代初，您的《强国梦》、《兵败汉城》已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后来是如何想到采访、创作《马家军调查》的呢？赵瑜（以下简称赵）：当时觉得还有话没有说完，《强》所讲的是体制上大的“树干”，《兵》说的是竞技体育的一次恶果，而“根须”不足，相对残缺。起初我也考虑过写足球或乒乓球，但都不够深厚。正赶上1994年冬马家军发生“兵变”，多数队员离开马俊仁，我一过完春节，便去了东北沈阳、大连、鞍山等城市，展开了五十多天的采访。1995年底我就写出来了，交给中国作家杂志社后，又去长江拍《大三峡》纪录片，时隔两年多时间，我拿回手稿又补写了一章，并去掉较为敏感的一章，于1998年5月初才得以问世。记：《中国作家》首次刊登后，在全国引起极大争议，一时洛阳纸贵，之前想过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吗？赵：我想肯定会有点儿“动静”，但没想过这么大的乱劲儿，简直什么观念都有，在北京还专门开过两次大规模的研讨会。我承认，体育让我沾了光。当时正版、盗版遍布全国，有的报纸开辟专栏，有的整册杂志作评论，我收集了约四十多种；据此纂书的大概13本，像什么《赵瑜批判》、《赵瑜调查》等等，引发了改革、人道、伦理、法律、文学、体育本质和名人名誉权益等多种观念的碰撞，折射出众多形形色色的话题，一年多也没有平静下来。不过，这都是人家抬举自己，除了官司的事情，我没做过什么反驳。记：这部作品惹得马俊仁要打官司，人称“马赵之争”，此事后来如何？赵：马俊仁讲过一句颇有名的话：“我比窦娥还冤啊！”他扬言倾家荡产也要打官司，却是久等不来，干打雷不下雨（赵瑜无奈地笑了笑）。当时有律师以为老马真的要打官司，连书都写出来啦。因为，我知道写他会有一定风险，在刊登前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有的采访对象顾虑重重，在真假之间徘徊，有的不太成熟，有的家长略显偏激……需要深入细致地分辨、印证，跟刑侦办案差不多，这不仅需要敬业精神，更需要科学的态度，绝不可偏废。自然，马俊仁也指不出什么具体失误，到后来就不了了之啦。我从没说过老马的坏话，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独具特色的文学人物。记：您认为《马》给中国体育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赵：在今年的第十届全运会上，又出现不少事端和丑闻，于是有人说，我们还得重读《马家军调查》这样的作品，从中能看出它的影响。我认为，不能把体育当成一件花哨的外衣，一味向体育工作者索取，成功了是爷，失败了就是孙子。作家就是要敢于直言，做“皇帝新衣”故事中的那个孩童，不要成为唯唯诺诺的跟风派。从“体育”迈向“革命”记：您的“体育三部曲”报告文学都属于现实题材，而《革命百里洲》讲述的是长江中游百里洲从清末至土改的历史，为何您将目光转向历史题材呢？赵：我在1997年拍大三峡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黄河流域源远流长，始终滋养着我，而长江同属中国母亲河，我希望通过亲近它，吸收它的养分和文气，给我以提升。《革命百里洲》虽属于史志型报告文学，但我仍以民间话语来写作，体现生活的复杂性，所以说依然有现实意义，这也是报告文学的一条新路吧。社会上流传着“为平民写作”这样一句话，而我欣赏作家莫言的观念，他认为应该叫“作为平民写作”，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说平民的话。记：《革命百里洲》、《马家军调查》也是在家中一气呵成的吗？赵：不是的，《革命百里洲》在山西平顺县招待所里完成，而《马家军调查》是在陵川县招待所里，用三四个月写好的，两个县城有些相似，都处于高山环抱之中。那里能给人以强烈的反差，有利于静心写作，校正混乱的状态。因此我深深体会到，物质生活不可过于优越，否则人的精神容易变得萎靡。记：您的书桌上有一摞厚厚的手稿，名为《太行文革志》，是您的新作吗？赵：有这样一句禅语，大概你也知道，说人生要经历三种境界，刚开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再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现在，我又把目光重投长治故土、太行山上，因为这里孕育了古老的文明和抗日民族魂。其实，20年间，我一直在不断收集相关的“文革”资料，关注着这方面的人和事，计划今年完稿，之后还想再写一部，连同《革命百里洲》，构成我的“革命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