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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启示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他原名文濬，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虽然王阳明学说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陶行知却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提倡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投身抗日民主教育。1939年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1946年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同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生活教育是陶行知先生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帝国主义“洋化教育”和封建主义“传统教育”而提出的教育理论。它的主要思想是要求教育同生活实际相联系，并能为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斗争服务，以实现他“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宏愿。为了实践这个理论，他于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这些教育主张都是他在晓庄学校每天的寅会作演讲时逐步加以阐明的。陶行知认为，教育这个社会现象，起源于生活，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育应为社会生活服务，在改造社会生活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凡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也就是教育的中心问题，而“这个中心问题就是政治经济问题”。教育应责无旁贷地负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使命，“生活教育是教人做工求知管政治”。生活教育“所负的使命：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民均富；三是教民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权以遂民生而保民族”。他还屡屡强调说：“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第二要教人生利”；“第三要教农民在农业上安根，在工商业上出头”；“第四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成五谷”。为此，他要求教育要“教人发明工具、制作工具、运用工具”；“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需看他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有了这个新工具，才能更好地向自然界开战。陶行知强调说，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的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的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的书本”。“我们是现代化的人，要过现代化的生活，就要受现代化的教育”。他还认为，现代化的生活是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和改造社会的教育。生活教育和传统教育有什么根本区别？陶行知认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是“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它不是教学生动手、用脑，在教室里只许教师讲，不许学生问。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十年读书结果，与一个吸食海洛因的家伙无异。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死读书”。生活教育是“要教人做人，它要教人生活。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它第一就注重健康，它反对杀人的各种考试，它只要创造的考试，也就是它不教人赶考赶人死。简单地说，它是教人读活书、读书活”。陶行知说：“活的书只能活用，不可死读，新时代的学生是用活书去生产、去实践、去建设。”传统教育是“教人劳心而不努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育是教人劳力上劳心，教人手脑并用，教人做主人，做政府的主人，做机器的主人，即使有人出来做官，他也是来服侍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教育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原理组成。陶行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他的老师杜威博士教他“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1917年，他学成回国后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实践，认识到这种教育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便大胆地把杜威学说翻了半个筋斗，把它改造了过来，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并把它付诸实践和运用到推广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师范之中。1、“生活即教育”。如前所述，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生活，教育要为改造社会生活而服务，教育与生活紧密相联，是生活决定教育，只有与生活相结合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脱离了生活就不是教育，教育者的任务是要指导青年一代为理想生活而奋斗，不断改进现实生活，使生活不断前进和向上。2、“社会即学校”。这里指学校要与社会密切联系，扩大学校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因为学校里的东西毕竟太少，实行了社会即学校这条原理，则教育的材料、方法、工具、环境范围都可大大增加，学生和先生也可以多起来，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工程人员，学生可以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可以受益。显然，这对我们改革传统的封闭式的教学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陶行知于1939年曾形象地指出：“‘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这是因为：“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鸟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它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一切伸张到大自然界里去。”由此可见，“社会即学校”这个主张具有两层意义：（1）必须把学校与社会这个实体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学生从鸟笼中解放出来，使学校教育作用不局限在学校内。（2）要把学校办成符合社会实际的情况，把学校办成改造社会的中心。在现阶段，我们就要使学校能帮助工农大众增长科技生产知识和技能，与农民携手，让农业致富。同时，使学校培养出符合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有效地为本地区经济起飞服务。“社会即学校”绝不是所谓“学校消亡论”，相反，它给学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学校认真改革，以适应社会需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即要求人们树立一种大教育观的新思维，使教育更有效地为本地政治进步和经济起飞服务。3、“教学做合一”。这是当年晓庄师范的校训，是指导整个学校的教学活动方针，它是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二是教法、学法和做法应当合一，教师既教又学，学生则是学；三是教学不只教人学，而更为重要的是教人做事。以上三个方面，“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由此可见，“教学做合一”，实际上是行知合一，行是做，即实践。做是第一，知是第二。它是改变旧的传统教学中脱离生活、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三脱离的弊端，把单纯传授知识，死教书、死读书的教学转移到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和创造力的轨道上来，培养创造型、开拓型人才来，要求学用一致，在实践中加深理解，是一种推行手脑并用，在劳力使劳心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求教师把指导学生学习的工作做好，不只学会、能应用知识，且能会学，终身受益。这要求教师实行启发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当年陶行知主持的重庆育才学校，不少课程都应用形象的教学方法讲授，如社会组的时事课用活报剧的形式表演给大家看；自然组的化学课也用表演的形式，如他们创造的化学之舞，将枯燥的化学变化公式用舞蹈表现出来，使人产生兴趣，易学易懂。像这样把科学教学加以艺术化、舞蹈化的办法，尚属破天荒之举。今天，我们某些政治思想课，如也能那样采取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就一定可以取得较佳的效果来。陶行知还形象地指出，现时学校中的先生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只会教书”的先生；第二种是“教学生”的先生；第三种是“既能负指导责任”、又“要学生负学习责任”的先生。上述先生中，第一种先生只会拿书本给学生看，把学生当作书架子；第二种先生则把“需要的书，全都拿出来”，牵着学生走；第三种先生才是真正的先生，他能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并能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所以说第三种先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陶行知这个“教学做合一”的见解是完全符合科学的认识论的，因为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就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教学的内容是否正确，学生学的效果是否良好，而且形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可以加速行——知——行的发展过程，从而获得牢靠坚实的知识技能。由此可见，在教学中贯彻“教学做合一”，将有如下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可克服传统教学中脱离生活、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三脱离弊端；另一方面，可以把单纯传授书本知识，死教书、死读书的教学转移到着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轨道上来。（三）、生活教育的原则1、实践性原则。陶行知主张“行以求知知更行”，即“行（实践）——知（认识）——行（实践）”。他反对教育的“三脱离”，主张在做上教，在做上学，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盲目读书，反对迷信教条和公式，主张独立思考，培养创造能力和开拓进取精神。2、科学性原则。陶行知反对非科学的理论，主张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教育。他尤其强调科学教育的实施，认为“中国欲谋经济、政治、国防各方面之发展，舍科学无由。中学课程对于科学尤宜格外之注重”。认为科学是从农业文明过度到工业文明的唯一桥梁，也是开向理想社会的特别快车。他曾积极推行“科学下嫁”运动，而且主张必须从小抓起，培养科学人才的幼苗，才能“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3、全民性原则。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教育。”为此，教育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它必须面向大众，面向社会，应当为广大劳苦大众雪中送炭，让他们读好书，做好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教育必须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即邓小平所说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4、前进性原则。生活教育绝非固定不变，“时代是继续不断的”，教育必须与时代俱进，适应时代需要并促进时代发展。陶行知指出：“我们承认自古以来便有生活，即有教育。但在同一社会，有的人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过着落后的生活。”“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来指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他还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5、终身性原则。陶行知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终身教育的主张，他说过：“出世是破蒙，进棺材才是毕业。”他还主张人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既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又能适应人生需要。一个人只有面向未来，不断更新知识，才能有所创新，“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成为时代落伍者了”。6、创造性原则。陶行知是一位“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开拓时代的哲人。在1924年，他高唱人生要“为一大事来，为一大事去”。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年代的1943年，他在《创造宣言》中宣称：“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号召人人要争做第一流的教育家，这种教育家具有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陶行知的一生就是创造的一生，他是中国创造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必须能造就能思索、能建设的人”，应培养年青一代成为“新时代之创造者，不是旧时代之继承者”。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与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学生发展为本”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对今天的新课程改革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1、“生活教育”理论启示我们要转变教学观念。生活教育理论启示我们要转变以下教学观念：（1）教学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学不仅仅使学生获得知识、形成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智慧、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就是要“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2）教学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要把学生看成学习的主体和自我发展的主体，要激励和组织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过程，创设适宜教学情境（即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教学情境），并提供充分的条件，促使学生尝试、探索、观察、实践，让他们动口、动手、动脑，成为自主的、“发现的”学习者，成为学习主人、生活的主人。（3）教学要注重教学生学会学习。“教”是为了“不教”。要让学生“学会学习”，就必须把“教法”与“学法”统一起来，发展学生的“元认知”能力，使学生成为“策略的学习者”。要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引导学生学会收集、处理和运用信息，用于分析、研究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