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农村伦理现状与重建

公共管理学院本科学年论文(封面)题目:社会转型中的农村伦理现状与重建系别:社会系学系专业年级:2011级社会工作指导教师:向荣学号:20111020147姓名:周洋远学期:2014年春季学期目录一、社会转型中的农村…………………………………1二、社会转型中的农村伦理现状………………………21、现阶段社会伦理危机原因的各家看法……………32、农村伦理现状研究学者们的两种看法……………33、对农村道德重建途径的研究……………………4三、建国后我国不同时期农村道德发展状况………………81、建国后至文革前的道德建设时期………………82、文革期间道德的曲折前进时期…………………83、改革开放以后道德的发展和完善时期……………9四、我国农村伦理道德失范的表现………………………101、农民群体的伦理道德普遍丧失…………………102、家庭伦理的异化…………………………………103、环境伦理缺失…………………………………114、人生价值取向发生扭曲，功利主义倾向严重……115、部分农民伦理道德观念蜕变，道德出现失范……126、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宗族观念依然不可忽视…127、部分农民法制观念淡薄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堪忧…12五、农村伦理道德失范的原因……………………………13六、加强我国农村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15七、参考文献…………………………………………………19社会转型中的农村伦理现状与重建摘要：在农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伦理危机表现在伦理评价标准失范，道德调控力减弱，农村社区(村落)伦理、家庭伦理和个体道德出现危机。从社会转型理论出发，社会结构变迁的迅捷性与农村伦理重建滞后性的矛盾是其根本因，市场机制的消极因素和农村法制的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伦理道德；道德失范；制度伦理；法制一、社会转型中的农村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华夏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将中国的农民和土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时至今日，我国人口中四分之三是农民，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一大部分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部分地区的农民甚至过上了相当富裕的生活。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转移了农村大量劳动力，成为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的崭新模式。在欣喜地看到农村社会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农业、农村相对于工业，城市来讲十分落后，尤其近些年来，农村不稳定因素上升，农业增产不增收现象屡见不鲜，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许多有志之士从制度上反思二元制的合理性问题。实际上，这从根本上讲是—个伦理性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始终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我们知道，道德主要是指一定社会中调整人与人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或者规范，是做人的标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模式，为农村的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在社会从传统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迫切需要农民建立新型的伦理道德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农村的稳定发展，必须在农村建立良好的伦理道德环境。对农村伦理重建问题的研究，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依据，既有社会依据，又有学术依据。从广义上来讲，中国的社会转型源于十九世纪，所以对农村，伦理问题的研究也很早就提出来。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农村伦理问题，他的著作《乡土中国》提出“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这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实际上就是对农村传统伦理的改造与创新。梁漱溟先生在他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中也提到了农村伦理建设问题，他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社会结构完全被破坏，农业自然经济解体，专制统治丧失基础，国家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所以，中国的社会既不同于东方日本，亦不同于西方欧美。“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传统社会的解体，也就意味着传统伦理的解体。很可惜的是，这些研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没有继续下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狭义的社会转型的启动，费孝通和梁漱溟先生在各自著作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引发了学者们更多的关注。相对于以前的研究，这些研究以新的社会转型作为背景，从各个角度对农村伦理重建进行探索。二、社会转型中的农村伦理现状1、现阶段社会伦理危机的原因。归纳起来，有经济体制转型、道德建设滞后、全球—体化、城乡—体化、传统道德的衰微，现代信息科学的发展、多元价值观的碰撞、法制不健全等多种看法。鉴于对研究对象的切入点和研究方法不同，学者们对导致社会伦理危机原因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同。邓达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十期的《社会转型时期伦理重构的思考》中将这种原因归结为经济体制的改革、网络社会的挑战和全球化的挑战；周新颖在2006年3月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论坛的燃危机之源透视》中将这种危机的根源总结为唯经济主义的扫荡、唯科学主义的僭越和社会价值观的扭曲。2、农村伦理现状研究学者们的两种看法。一是持乐观态度，认为农村伦理的危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甚至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阶段农村道德建设的积极面大于消极面。对于积极面，臧乐源在他的((中国当代农村道德导论》中总结为集体主义确立、公民意识增强和竞争观念树立，也有学者持相对悲观的态度，刘建荣在《新时期农村道德建设势中将农村伦理危机总结为公私观念不明、贫富观念错位、权利义务观念淡薄。3、对农村道德重建途径的研究对于农村道德重建途径的研究，申明在《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五期的删道德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以教育为本、重在建设、营造道德氛围的主张。一些学者更加放眼于其它国家的经验借鉴。田海萍的《近代西方社会转型与道德的重；勃和王凡的《新加坡伦理和道德教育及其启示》等文章都涉及到相关问题的研究。(四)目前研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述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农村伦理的重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参考。当然，这些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一方面，关于农村伦理重建的研究大多是零散的，仅就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没有综合各方面进行系统地阐释；另一方面，学者们大都关注到了农村伦理重建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发生的，因此也必须放到这个大背景中进行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并没有结合社会转型自身的特点及其对伦理重建的精神要求来论述农村伦理的重建，而只是将社会转型作为时代背景加以简单的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序幕，同时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改革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22257亿美元，人均达到1700美元，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蜉长到14221亿美元，实现了当年邓小平的设想。到2006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8年到2005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095%，农村贫困人口数从25000万人减少到2365万人，全国已经有二分之一的村实现了农业耕作方式的现代化。但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开始凸现，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犯罪的增加和犯罪的低龄化等等。在这其中引入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村，传统伦理的危机和伦理重建问题。放诸社会转型的视野下，当前农村伦理的危机和重建有其深刻的背景和根源。首先，经济转型是农村伦理危机和重建的宏观背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四大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领域的社会转型逐步实现。经济基础的转型必然要求上层建筑随之进行相应的变化，这为农村伦理重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必要性；其次，农村社会的转型是农村伦理危机和重建的中观背景。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农村的生产方式由过去的集体化转变为承包责任制，产业结构由单一的狭义农业占主导向多种经营迈进，基层政权由公社管理和宗族治理二维向度走向村民自治，社会结构也由传统的留守型向流动性过渡，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转型的启动，为农村伦理重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再次，农村家庭结构的转变是农村伦理危机和重建的微观背景。在以往的农业社会里，由予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家庭结构形式呈现超强的稳定性，这一点在中国经常表现为“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圈内，家长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同时，传统的农业社会又是个经验社会，家长拥有的社会生产生活经验也为巩固其地位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俗语说的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在这种家庭结构形式下，年轻人表现出的对生活方式的价值倾向多是“父母在，不远游”。而现代经济社会和新型的交通方式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二元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管理方式使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工业通过剪刀差向农业索取了大量的资本，造成农业的相对落后，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农业生产率提高带来农村劳动力的饱和，为农业人口的外向流动提供了依据，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又为这种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大量农民工的出现。农村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这些劳动力带回的知识和经验又是在农村传统耕作中不可能得到的，它提高了中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传统家庭结构形式的这些转变为农村伦理重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必然。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几千年的华夏农耕文化传统铸就了我们农业大国的生存模式。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农业人口一直占据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农村人口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例。农业始终是中国社会传统和基础性的产业，无农不稳，这是为多年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农业焕发了新的青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业取得阶艇陛成果，粮食总产量发生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变化，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农业结构有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明显加强。90年代后半期中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妨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经济发展。党和国家逐渐认识到农村的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或农业问题，提出了“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这是我国农村发展指导思想上的—个重大突破。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战略部署和组成部分。我国目前农村发展和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有增产、增收、减负等经济问题，也需要解决一系列制约经济发展的社会性问题。这其中，农村的伦理道德对调整一定范围人们相互关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方式，也是个人自我完善的精神力量。农村伦理道德的重建既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与中华伦理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只有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农村伦理文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才能使中国农村伦理道德的现代化与中华伦理文化的现代化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三、建国后我国不同时期农村道德发展状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我国农村的道德建设走了不少弯路，但在继承和吸收传统优秀道德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建国以来我国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