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约束下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的政策选择

资源约束下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的政策选择摘要：尽管1980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中国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着劳动人口减少、能源供给不足、环境污染严重和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等因素的制约。我们认为，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贸易前的福利水平。我们建议，面临有限资源的约束，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在政策选择上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制度质量，才能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导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种：粗放式增长方式（extensiveeconomicgrowth）和集约式增长方式（intensiveeconomicgrowth）。粗放式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来实现产出数量，而集约式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来实现产出数量。一个共识是，从长期来看，粗放式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投入－产出的效率低、资源消耗多，可持续的增长必须依靠集约式增长模式。中国政府较早地预见到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并且将其作为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并且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还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战略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尽管政府制定了从粗放式增长到集约式增长的政策目标，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实际上仍然主要是依靠“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即1980年代，制度创新驱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1982年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商品市场和中小型制造业迅速繁荣起来。在城市，“包”字进城了，国有企业开始了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改进了国企效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岛等五个城市先后被划为经济特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等十四个城市被划为沿海开放城市，一个由外向内辐射的经济开放1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全文链接为。118格局初步形成。然而，经过了喧嚣的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陷入了瓶颈，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在深水区跋涉，制度创新缓慢。回去过去的二十年，除了加入WTO等少数案例，我们似乎很难想到堪与联产承包责任制或经济特区相比的重大制度创新。出现这种“改革疲软症”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先存量改革，再增量改革”，即先改容易改的，再改难改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成本是递增的，改革的步伐自然放慢了。而且，原有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也体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技术特征。基于直觉的上述观察与经济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进行分解，学者们发现，相对于1980年代，1990年代之后TFP的增长率在下降（谢千里等，2001；黄勇峰、任若恩，2002）。这表明，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和资本等物质投入，而不是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利用1980－1991年的宏观数据，董直庆、王林辉（2010）通过计算发现：在1980年代，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三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0.298、0.563和0.145，而在1990年代三者分别是0.087、0.774和0.148。可见，1990年代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下降，而物质投入的作用在上升，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征更加明显。无论是资本的投入还是劳动的投入，都与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息息相关。毫无疑问，至少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我们发现既定的政府政策与实际的政府政策在目标上是冲突的。如何理解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方式这两种政策目标的冲突？如何走出这种冲突的困境？这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依赖粗放式增长模式的原因，即资源禀赋（人口红利）、国内环境（改革路径）和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并指出了粗放式增长的长期代价。然后，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证明，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那么即便存在人口红利，中国也未必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这将阻碍长期经济增长。昀后，我们提供了中国增长模式走出粗放式道路的政策选择，即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制度质量，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二、“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式增长的代价在驱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生产要素中，人口的贡献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昀多的国家——13.7亿人口，这是中国昀重要的资源禀赋，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昀重要动力之一。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并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9.98亿）（UnitedNations，2009）。庞大的劳动人口减少了中国社会的抚养负担，同时为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生力军，因此构成了所谓的“人口红119利”。蔡昉等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发现在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占26.8%（CaiandWang，2005；蔡昉，2010）。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1980年代，当乡镇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重要成份被允许进入市场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涌入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然后，在1990年代，当市场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时，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里，成为“农民工”，促进了城市化和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Lewis，1954）的真实写照。人口红利的更重要角色体现在它塑造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人口多意味着，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再加上人均收入约束了国内消费市场，于是中国明智地选择了“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劳动人口多不仅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很低，还意味着储蓄率很高，这使得政府掌握的资本具有相对较低的成本，在赶超战略的驱动下，这两点结合就形成了支持出口替代战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和扩大投资规模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道路。换言之，人口红利、出口替代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均衡。因此，尽管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念，但是这一“根本性转变”至今没有完成。但依靠人口红利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将在2015年开始下降，而超过65岁的老龄人口数量则将一直增加到2030年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很快就要开始减少。根据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意味着老龄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2000年刚好进入老龄社会。此后，老龄人口比例一路攀升，2009年达到8.5%。按照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2015年中国的老龄人口比重将达到10%左右。除了劳动人口的绝对数下降，劳动人口的相对数也在下降。伴随农业税的免除以及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推广，再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明显上升，这导致了连续多年的“民工荒”（秦晓，2011）。总体上看，劳动力的供给增长速度低于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工资成本正在上升，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蔡昉，2010）。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总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正在递减，中国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第二，有限的能源供给难以支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在粗放型增长模式下，高速的经济增长需要高速的能源供给。表1显示，作为全球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生产了全世界昀多的能源，消耗了全世界第二多的能源。在1990－2008年间，120中国的平均能源使用增长率迅速提高，远超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对比1990年，中国已经从能源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粗放式增长导致能源短缺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南方连续多年缺电。2011年春季，中国共有11个省份缺电。2此外，中国消耗的铁矿石、煤、铅、锌、铝、铜、镍等重要原材料数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3第三，长期的粗放型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相对于集约型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就是高投入、低产出、浪费多、污染重。中国持续多年的粗放型增长不仅给本国带来了巨大的代价，也给全球带来了一定的代价。据专家估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年均9.8％的GDP增长中约有4－6个百分点是环境成本（包括自然资源耗减、生态破坏和污染）。4表2显示，一方面中国是消耗世界昀多能源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还是能源使用效率昀低的国家之一。每单位能源所产生的GDP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球的排名进入倒数行列。从消耗能源的结果来看，中国在所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上都高居第一。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因此中国的粗放型增长所导致的污染后果将会引起周边国家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关注以及不满。第四，过度的出口替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使得中国制造和组装的产品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这成为发达国家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四小龙”和“四小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迅速崛起的关键原因之一。但是，中国在向发达国家输出大量廉价商品的同时，也对当地的低端产品市场和低端就业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再加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以及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的薄弱，这加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截至2010年6月30日，中国所遭遇的反倾销投诉为119例，仅次于美国（257例）和欧盟（149例），远超过加拿大（36例）、韩国（37例）和日本（6例）等主要发达国家。5频繁的贸易摩擦恶化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2《十一省缺电记》，《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30，。3“Crowdedout”,TheEconomist,Sep24th,2011,《环境成本上升当如何遏制》，《经济参考报》，2005年7月2日。5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2011年贸易文件（）。121表1：世界主要国家能源使用量国家能源生产量能源使用量能源使用增长率%净进口量/使用量2008年2008年1990－2008年2008年中国1993.32116.45.15.8日本88.7495.80.682.1美国1706.12283.70.9525.3全世界12356.811897.31.8中国排名12中国/世界16%18%说明：（1）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2）能源单位为百万吨石油当量。表2：世界主要国家能源使用结果国家单位能源的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沼气排放量一氧化二氮排放量2008年2007年2005年2005年中国3.66533995760566680日本8.11253.55348023590美国5.85832.2810280456210全世界5.530649.466074903787800中国排名104111中国/世界21%15%15%说明：（1）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