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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军事叛乱。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起叛乱，同时宣布通过国内法院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托雷及其他同盟成员进行追诉。自该日起至次年，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经对托雷给予了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向托雷颁发他离开秘鲁所需要的通行许可证。同年1月14日，该大使宣布托雷已被确定为政治避难者。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哥秘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8月3日签订《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出诉讼请求书，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定》、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力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该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在随后进行的书面和口头程序中，秘鲁政府请求法院驳回哥伦比亚政府的上述诉讼请求，判决并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不得庇护普通罪犯)、第2条第2款(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哥伦比亚政府在其最后意见中请求法院驳回秘鲁政府的反诉请求，理由是该项请求与本国的请求无直接联系，它的提出违反了《国际法院规则》第63条的规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进行了这一分析。法院指出，与领土庇护不同，在外交庇护的情况下，避难者置身于罪行发生地国境内。决定对避难者给予外交庇护有损领土国的主权，它使犯罪者逃脱领土国的管辖，并构成对纯属该国管辖事项的干涉。如果庇护国有权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则将对领土国的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而且，在没有相反规定的情况下，必须承认庇护国和领土国享有同等的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的权利。就本案而言，尽管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第18条规定缔约国承认“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庇护制度”，但这些原则并没有肯定庇护国有权对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单方面作出决定性的确定；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也没有赋予庇护国以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的权利(以下简称“单方确定权”)。虽然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第2条确认庇护国享有这种权利，但这一条款对当时尚未批准该公约的秘鲁并不适用。此外，哥伦比亚政府未能证明存在一项承认庇护国的“单方确定权”的、专门适用于拉美国家之间的区域习惯，因为它未能证明它所主张的这项“权利”已得到这些国家长期一致的实践的确认。在法院看来，哥伦比亚政府为证明存在这一区域习惯所引证的条约或者与本案问题无关，或者对“单方确定权”未做规定，或者虽然做了肯定的规定但只获得少数国家的批准，而它所提及的实践中的庇护情况也是变化无常，彼此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权益考虑的影响，因此均不能作为存在一项它所主张的区域习惯的证据。即使在少数拉美国家之间存在这么一项规则，对于通过拒绝批准1933年《蒙德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来表示反对这一规则的秘鲁来说，这种规则也没有拘束力。关于哥伦比亚政府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只有在庇护国合法地给予和继续庇护且领土国首先要求避难者离开本国的情况下，庇护国才能要求领土国颁发避难者离开该国所需要的通行许可证。本案中，秘鲁并未对托雷提出离境要求，因而没有义务为他颁发通行许可证。法院随后审查了秘鲁的反诉请求，认为秘鲁政府未能证明托雷参与军事叛乱这种行为本身构成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1款所称的“普通罪行”。与此同时，哥伦比亚政府也未能证明其使馆对托雷给予庇护之时存在着该公约第2条2款所要求的“紧迫危险”(紧急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托雷请求避难之时距叛乱发生之日已有三月之久。此外，该款所称的“紧急情况”也并不包括遭受正常的法律追诉的危险。法院指出，除非在法治被专横行为所取代的情况下，原则上不能用庇护(即使是对政治犯的庇护)来对抗司法。庇护可以保证避难者的安全，但不能认为因此可以反对法律的正常适用和依法设立的法庭的管辖，否则将使外交代表违反其所负有的尊重接受国法律的义务，也将违反拉美国家奉行的礼让、睦邻、不干涉等古老传统。据此，法院分别以14票对2票和15票对1票驳回哥伦比亚政府提出的两项诉讼请求，以15票对1票判决对托雷的庇护行为没有违反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的规定，以10票对8票判决这一庇护行为违反了该公约第2条第2款的规定。〖案情〗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军事叛乱。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场叛乱，同时宣布将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苏尔·哈雅·德·拉·托雷等进行审讯，自该日起至2月初，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对托雷给予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颁发他离开秘鲁所必需的通行许可证。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8月31日签署《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交了诉讼请求书。〖双方主张及理由〗哥伦比亚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并宣布：(1)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议》、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2)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秘鲁政府请求国际法院判决：驳回哥伦比亚的上述请求，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不得庇护普通犯和第2条第2款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条款的规定。哥伦比亚政府在其最后意见中请求法院驳回秘鲁政府的反诉请求，理由是该项请求与本国的请求无直接联系，它的提出违反了《国际法院规约》第63条的规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列。〖判决及其依据〗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进行了逐一评析。法院指出，与领域庇护不同，在外交庇护的情况下，避难者置身于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决定对避难者给予外交庇护将有损于领土国的主权，它将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并构成对纯属该国管辖事务的干涉，如果庇护国有权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则将对领土国的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就本案而言，哥伦比亚认为它有权单方面判定避难者罪行的性质，且这种判定对秘鲁具有约束力，应得到承认，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国家的某些协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习惯。法院判称：以国际习惯为依据的一方，必须证明这个习惯已经确立，因而对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伦比亚政府必须证明它所援引的规则是符合有关各国所实行的恒久划一的习惯的，而且这个习惯是表明给予庇护的国家享有的权利而当地国家负有的义务。《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将国际习惯定义为“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法院拒绝承认哥伦比亚所主张的通例存在。尽管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第18条规定，缔约国家承认“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庇护制度”，但这些原则并没有肯定庇护国有权单方面决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也没有赋予庇护国以单方面确定避难者犯罪性质的权利。虽然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第2条确认庇护者享有这种权利，但秘鲁当时并未批准该公约，因此它对秘鲁无约束力。哥伦比亚政府增引了许多外交庇护权在事实上已被赋予和受到尊重的具体案例。然而，在国际法院看来，它们或者与本案无关，或者并未对前述单方确定权作出规定，或者虽然作了肯定的规定,但只获得少数国家的批准，而且，这些在不同场合发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权宜考虑的影响。总之，法院认为，哥伦比亚不能证实单方面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权利是一项国际习惯法的规则，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认为法律的任何稳定和前后一致的惯例”。关于哥伦比亚的第二项请求，法院认为秘鲁没有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哈瓦那公约》第2条只规定领土国可作出要求避难者离境的要求，如作出这一选择，就要负担给予安全保障离境的义务。但本案中，秘鲁并未作出这一选择，因此，它不负担此项义务。法院随后审查了秘鲁的反诉。《哈瓦那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不能给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护权。秘鲁政府不能证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认为哥伦比亚违反了这一规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仅在情况紧急和在该犯寻求庇护以便用任何其他办法保障其安全所绝对必须的期限内才能给予庇护”，这一规定旨在杜绝滥用庇护权的行为。本案中，从武装叛乱到给予庇护，其间历时3个月，此外并不存在简易军事审判的危险，而是处于正常的法律诉讼之中。因此，不能认为是“情况紧急”，所以，法院判决哥伦比亚政府违反了公约第2条第1款。随后，哥伦比亚请求法院说明到底是否应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法院最终判决：(1)法院对当事国提出的上述请求不能发表意见；(2)哥伦比亚没有将托雷交送秘鲁当局的义务；(3)对托雷的庇护应于1950年11月20日判决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称，这几个结论是不矛盾的，因为除交出避难者外，还有其他终止庇护的方法。1954年，哥秘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秘鲁同意发放通行许可证。4月，托雷离开秘鲁。〖评析〗一定义，构成一个习惯规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必须有惯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国不断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条件，即法律确信，也就是各国在如此行事时有一种履行法律义务或行使法律权利的感觉，这样，该惯例就被各国当成了法律规则而不能违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国际法院正是根据这两个条件来判断外交庇护行为是不是一项国际习惯规则的，它首先证明了外交庇护仅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间的一项惯例，它既没有满足作为一项习惯规则的“物质条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确信”。使罪犯逃脱领土国的管辖，从而构成了对纯属领土国管辖的事务的干涉。这与领域庇护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国际法上不能承认这种有损他国领土主权的做法。此外,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也明确规定了使馆不得充当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馆内庇护接受国决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国国民，可以说是这种“与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个例子。〖问题〗（1）结合本案，分析外交庇护在国际法上的地位。（2）国际习惯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国际法院在本案中是如何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