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强国须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

建设现代化强国须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要求我国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在新工业革命中创造和释放生产力。从历史经验、客观基础、信念及制度看，中国有必要、有底气、也有能力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两步走”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历史长河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在新工业革命中创造和释放生产力。从历史经验、客观基础、信念及制度看，中国有必要、有底气、也有能力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依照关键投入品、主导技术及产业、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等标准，世界经济史上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18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40年代左右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但却有不同的表述。我们采用的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中提出的“新工业革命”概念，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提法。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描述的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同时，工业革命还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的大国崛起史，就是一部工业革命引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法国，1700年，英国经济总量仅为法国的54.8%。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或壮大了纺织、冶金、交通运输等行业，推动了英国从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过渡，改变了英国经济总量长期落后于法国的局面，到1820年，英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法国，人均GDP更是达到法国的1.5倍；这一领先随后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左右。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或壮大了钢铁、汽车、电气、石油化工等产业，使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美国经济总量在1872年超越英国，人均GDP在1901年首次超过英国。1870年，德国经济总量为英国的72.0%，1908年德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英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或壮大了计算机、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产业，使美国成功应对了苏联、日本等国家的经济竞争，维持了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深度参与甚至引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中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3亿人的大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尚不及发达国家门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弥补这一差距，首先需要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现有市场空间。但是，随着相对差距的缩小和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后发优势的释放节奏已有明显下降，这正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此外，逆全球化、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大国经济摩擦增多，可利用的全球市场空间和技术转移空间受到限制。这一背景下，更需要深度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释放出新工业革命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创造新的巨大市场空间，并以此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已具备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经济产业基础新工业革命已经初见端倪，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与过去几百年屡屡错过工业革命不同，中国当前已基本具备了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基础。我国已基本达到引领新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门槛。根据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或引领国不一定是当时经济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但也一定不是经济产业基础薄弱国家，需要达到一定的产业技术门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英国是最领先的国家，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国不是英国，而是发展水平不如英国的德国和美国。不过，当时的德国和美国并非经济技术薄弱国家，其产业技术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追赶指数，即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与领先国家人均GDP之比，是衡量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较好指标。麦迪森数据库的信息表明，1870年德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分别达到57.6%和76.6%。若将1870年德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作为工业革命引领国须达到的产业技术门槛的经验值，中国已基本具备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基础。2015年，我国前五大创新区域（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人口与德国基本相当，追赶指数（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之比）达到75.9%，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美国追赶指数接近。我国人均GDP前七大省份人口规模接近于美国，追赶指数为54.5%，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德国追赶指数接近。与此同时，中国在新工业革命可能孕育的部分领域，如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具备一定优势。值得说明的是，工业革命可以由不同国家共同引领，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我国引领新工业革命并不排除其他国家的共同引领。我国具有有利于新工业革命潜力释放的广阔市场空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可以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是需求引领。中国庞大的国内需求将为新工业革命提供需求条件，诱导新技术的扩散和新产业的发展。二是供给驱动。企业家及其创新型企业是工业革命的关键驱动力。在新工业革命中，企业家及创新型企业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谁能更有效地发挥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的作用，谁就可能在新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有效发挥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的作用，有赖于维持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新工业革命需要范式跃迁式创新，需要更多发挥新创企业的创造性破坏作用。只有维持足够的企业纵向流动性，使新创企业能够成长为大企业，从而取代大企业或对既有大企业构成竞争，才能有效地促进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庞大的市场空间就是维持较高企业纵向流动性的重要保障，给予了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空间。我们具有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足够信念。在过往的三次工业革命中，可以发现追求国家富强的信念在工业革命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就会迸发出坚强的信念。培育和创造适应新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每次工业革命之初，都有一些国家具备了产业技术基础、市场规模等潜在条件，但为什么最终只有个别国家脱颖而出成为工业革命引领国？为什么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成功后，没有持续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美国却持续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究其原因，就在于只有少数国家才能长期保持适宜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中国要努力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引领国，就需要保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就需要突破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持续地改革开放，创造并始终维持有益于新工业革命发生和扩散的适宜性制度环境。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英国能够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加强对各类企业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所有权保护，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创新收益权，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的坚定信心。着眼未来，只有继续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其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障各类创新创业者的知识产权，我国引领新工业革命才能具备坚实的制度基础。着力营造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在工业革命中，快速的生产力变革会对已有的产业或利益格局、政府管理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当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与原有产业利益格局交织，政府就很难确保政策和管理方式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导致生产关系调整明显滞后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从而对工业革命构成严重制约。为此，政府需要坚持审慎包容、严管厚爱的原则，制定技术友好型的监管政策，在守住底线的同时，避免抑制创新。过去几年我国在新业态、新模式上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审慎包容的合理性。在微信、网约车、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领域，我国能够领先世界许多国家，既有后发优势和市场规模的原因，但始终保持审慎包容的监管态度，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新工业革命中，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的关键在于规制平台垄断。目前，平台企业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既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但也具有减低企业纵向流动性和抑制企业创新的潜在隐患。为此，需要从促进公平竞争、防范“大而不能倒”“大树底下不长草”等视角出发，不断完善对平台垄断的规制。营造包容性的社会政策环境。新工业革命不仅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会对原有社会结构和就业格局带来巨大影响。当前，新工业革命的图景尚未完全展开，对社会结构和就业的影响尚不能作出预知。营造包容性社会政策环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增强整个社会对于技术冲击的适应能力。为此，要建立面向新工业革命的教育体系，重视通用能力培养，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增强人们在新工业革命环境下的就业能力。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