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改革与发展趋势

中国电影业的体制改革与发展趋势一、改革之初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这一被电影行业称之为“三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在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四十年来计划经济下电影的“统购统销”，调整由此形成的制片、发行、放映三者之间经济分配上的不合理状况。1993年的改革主要是：一、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二、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改革之初，拥有了独立发行自己影片权力的制片厂，收益较过去有明显提高。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香港合拍的影片《狮王争霸》，在直接同上海新成立的全国第一家电影股份制公司——上海永乐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的交易中，破天荒地从上海电影市场上获得了近百万元的票房收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此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按照“三号文件”精神，尽管中影公司国产影片的全国垄断经营被打破了，但是各省级公司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独家经营、垄断发行以及中间环节过多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过去制片厂面对中影一个一个垄断经营者，而现在要面对32家地方垄断经营者。制片厂与发行公司的谈判仍然是“一对一”，仍然处在不平等的状态。为此，1994年8月1日，广电部电影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电影行业称之为348号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精神，348号文件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11家老、少、边、穷省区除外）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这一指导思想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政策上、理论上得到认可，市场多主体的形成成为可能。1995年，广电部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在此之后每年的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都强调了这一规定。因为它符合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抓好大的，放活小的”的精神，同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放映员的积极性。然而，这一政策在很多地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原因是农村放映员自己购买拷贝会危及县级电影公司的垄断地位。因此，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了放映员购买拷贝后被没收、被罚款甚至放映员被扣留的现象。广电部、电影局一再强调：县级公司应该通过更新观念、转变机制来成为16毫米经营主体，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赋予。河南省郑州市郊区出现的农民放映员自筹资金、自购拷贝并成立股份制放映联合体的做法，得到了电影局的肯定。这是农村电影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这一新生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观念之争。要感谢那些勇敢的农民放映员们，是他们在逆境中的坚持、是他们创造的所辖区域内电影市场的兴旺说服了越来越多的人们。1998年5月6日，管辖着中国最大农村电影市场的河南省文化厅在全国率先改变观念，他们向全省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发文，积极鼓励、支持农村电影发行行业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及经营形式多样化；鼓励、支持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探索，并推动其逐步完善。二、改革中期1995年1月1日348号文件正式生效后，市场因为潜在的竞争主体的出现一度活跃起来。地市电影公司和影院作为企业法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希望直接面对制片厂和中影公司以便影片更直接地与观众见面。这一段时间市场看似动荡，实则是重组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即使在改革之后市场控制得较好、票房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的福建也出现了以福州等几个城市电影公司组成的海峡公司，渴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与省级公司一搏的局面。几乎是同时，上海出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组建的第二条院线即东方院线；四川、山西等地的第二发行渠道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但是，制片厂看到的曙光很快就暗淡下去，主要原因在于中影公司独家掌握着进口影片的发行大权，而这批影片对市场的重要性是国内任何一家制片厂所不能比的。因此，中影公司的独家发行大权实际上是掌握着下面两条渠道的生死大权。几家公司里有的没有得到中影公司的影片而夭折，有的因中影或者制片厂挑动两家公司恶性竞价后伤了元气。这种模式没有走通。1997年底，陕西省电影公司上报文化厅一份《关于全省35毫米影片经营的改革意见》，其核心是影片发行市场全方位放开，凡有条件的地市电影公司都可以申办全省影片发行许可证，面向全省发行，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同时，电影放映市场也全方位放开，放映单位可以自由选择有省厅发的影片发行许可证发行方，不受区域限制。1998年新年伊始，陕西省文化厅下发了《关于改革我省35毫米影片发行办法的通知》，陕西电影市场放开。这是陕西省电影公司艰难地维持了几年后，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他们体会到，传统的经营方式，不能调动各地市公司法人承担35毫米影片的经营责任，而省公司又无法直接面对市场，造成所发行的影片未能紧贴市场，票房一再下降。而地市欠款不断增加，购片资金严重不足，节目、拷贝短缺，形成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只有通过放开，动员全行业内有能力的公司都来购片，都来投资改造影院，引进新技术，才能达到加大投入的目的。另外，放开后谁购片，谁直接对放映单位经营，不仅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而且以单片为经营单位，更有利于把每部影片相对应的观众群体请到电影院。陕西省公司还提出了以后购片应有“资本运营”的观念。不求购买多少影片、要把有限的资本放在追求效益上，买一部影片，就要使这部影片产出最大的效益。这些良好的想法具体操作起来后，省、市公司的矛盾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竞争中陕西省公司处于不利位置，原因是近几年省公司没有抓自己的院线建设，而西安市公司拥有直属影院8家，发行收入几乎占全省三分之二。因此，西安市获得了独立购买影片和在全省发行影片的权力后，购片积极性很高，并把这看成是西安公司死生存亡的关键。1998年初，西安市电影公司在与省公司竞价中影公司的一批影片时，以高出过去几十万的价格获得了这批影片的全省发行权。按照市场潜力来说，这样的价格是有很大风险的。不过，因为这批影片里有《泰坦尼克号》（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它的票房如此惊人），西安公司得以渡过难关，并因为获得了经营自主权，而使得西安电影市场出现红火局面，经过一年的努力，西安电影各项收入皆创历史最好成绩。而省公司却因没能得到影片而失去了长期以来调控市场的能力。经过一年的实践，陕西省文化厅认为改革“出现一些新问题，特别是不少地方出现竞争无序、走私泛滥的混乱现象，使国产优秀影片不能正常放映，有损于全省电影市场的整体利益”。于是，分开的市场重又以行政命令整合在一起，电影发行机制重回老路。2000年初，广电总局电影局依据《电影管理条例》给西安电影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通过资产重组形成的发行公司下发了全国《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但是地方的保护使得这家新公司至今都不能在当地工商注册，这家公司只好胎死腹中。由此可见，市场放开后无休止的争吵扯皮使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了“不改革等死，搞改革找死”的两难困境。长期的内耗使这块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得不到有效的调理，而显得各自为政、零乱无章。反思几家公司的失败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省组建两个发行机构仍然势在必行。但是，两个发行机构的竞争不能停留在影片发行权的独家争夺上，而应体现在两个发行机构控制的影院数量、放映质量和服务意识上。原因很简单，一条院线的生存至少一年应该有100部以上的影片，而目前情况下中影公司和制片单位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片源满足两个发行机构的需求。于是谁争夺到了影片发行权谁就赢得了能够生存下去的机会。当年海峡公司、太原公司、成都公司竞争买片的出价方式是近乎悲壮的，一些卖片单位或许因当时的竞价得到了利益，但马上无论是买方卖方都尝到了这种自杀性经营方式带来的苦果：买方投入太大没有实力收回成本继续购片，卖方卖得的高价因买方的惨淡经营并没有实际的得到。历史不能重复，中影公司也意识到了手上这批进口影片在重建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分量。在电影局的协调下，1998年正式开始运作的四川第二发行渠道四川峨嵋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不再通过竞价方式而按照其市场份额，获得了进口影片的供应。至此，一个地区两个发行渠道的建立开始走向正轨。之后不久，广西、湖南、广东、湖北相继出现了两个发行渠道。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两条发行渠道之争，避免因竞争而造成的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地方出现的种种改革激情被传统的思维惯性压抑下去。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一种发行公司之间的联营模式在几个省开始尝试。继中影公司向山东几个地市电影公司直接供片的“山东突破”之后，在山东地方电影管理部门的干预下成立了山东齐鲁影业公司；同样，继多家制片厂直接向苏州等四个市供片的“江苏突破”之后，在江苏地方电影管理部门的干预下，成立了江苏长江影业公司。此外，湖北、陕西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省地市电影发行公司的“俱乐部”。但由于联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稳定自己的地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重组，这类联营公司运作过程中大都存在不少弊端，比如由于所有制关系没有改变，联营中的省、市公司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的模式，各公司内部人员臃肿、吃大锅饭的局面仍然存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时，企业仍然缺乏活力，三角债问题更加突出等等。因此，联营公司在面对市场时，压力仍然十分巨大。一方面，对于制片厂和中影公司的影片，要投入资金购买，另一方面一些地市公司及放映单位交不起片租。联营中的省级公司被拖得不堪重负，终于意识到要想发展必须有所放弃。突出重围的首先是四川省电影公司。从省公司脱胎而出的四川西南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初具现代企业制度模式的同时，经营方向也从单纯的发行向放映延伸。如今，以四川“CHN院线”为品牌的电影院，在四川的发展达到了黄金时期：四川省电影公司与王府井电影城等五家与其有资产相连的电影院组建了院线，五家影院分别由省公司独资、控股和参股组成，拥有43块银幕。湖北省电影公司奋起直追，“银兴”院线成立以来，就在全省拥有了35块银幕。正由于果断地放弃了发行公司同发行公司之间不真实的所谓“联营”，才换来了省公司今天同地市县公司“老朋友，新关系”意义上的领头地位。建院线、抓多厅影院，在这条路上取得可喜业绩的还有广东、湖南省的电影公司。另一种发行改革模式在辽宁、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辽宁省电影所进行的改革，是目前为止发行放映体制改革步子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改革，它是外在宏观改革环境和内部运作机制难以为继所逼迫出来的。经过重组后成立的辽宁北方电影股份公司，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将全省范围的电影市场归为一个大市场，变原来的省市县多个发行层次为一个层次，变省市县公司之间行政区划关系为资本运营关系。北京新影联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的多厅影院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试图创造出将整个北京的影院当作一个多厅影院来操作的模式。上海则借助于多年积累的发行经验，使其电影市场成为最好的地区之一。近些年的实践表明，这种模式的公司内部机制的建立上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票房收入年年都有大的增长，市场秩序也很规范，市场控制能力大大增强。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市场任何时候都应是开放的，进出有序的，不能因某一公司实力的增强就可以封闭，就可以限制准入。实力的增强绝不应是垄断地位的加强。所以，当中影公司以债转股的方式进入到辽宁北方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时候，当这样的公司开始操作整个东北市场或者控制某一市场的时候，是该欢呼电影市场重新大一统、欢呼电影企业做强作大了呢，还是该检讨这种行为是否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因为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促进多个发行主体的出现，只有多个发行放映主体的出现，才会促进电影市场的竞争与活跃，才会带来电影市场与电影创作的丰富多彩。在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步履艰难地向前推进的时候，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电影院开始呈现出一缕缕令人兴奋的曙光。短短的几年间，那些拥有现代化影院的城市又一次把观众请回了电影院。这些现代化的电影院，是外资参与改建后带来的一种新的看电影的观念。外商参与改建中国城市影院，从1997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试点后，通过上海、武汉、重庆、北京、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