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明”在交流中演变发展

中国的“传统文明”在交流中演变发展芮传明当今的某些人一提及中国的“传统文明”，往往立即联想到儒、释、道文化，联想到“消极保守”、“因循守旧”等品格，似乎中国的传统文明数千年来始终遵循着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成不变地为历代的人们所运用；同时，中国人又特别地保守，对于新型文化顽固地加以拒绝。其实，这是一种不小的误解。以现代人经常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之代表的儒学为例，其鼻祖孔子的生活年代不过 2500 年之前；而在嗣后的历朝历代，儒学也仍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所以，无论是在孔子时代以前还是其后，中国的“传统文明”都并无固定的模式，而是始终在不断地吸纳、创新、融合、演变。与一般人的理解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创造自己文明的同时，十分积极地借鉴着外来的文明。他们的态度是开放、吸纳，而非保守、拒绝。最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战国时期，赵国的“胡服骑射”活动。赵国频繁受到林胡、楼烦、东胡等游牧人的侵扰，却苦于军事力量的薄弱，因此决定师法“胡人”，学习其先进的军事技术“骑射（骑马射箭）”和更适宜于骑射的紧身利索的“胡服”。赵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胡服骑射”运动，使之军力大增，以至在十年之内取得了辉煌胜利，打败林胡、楼烦，占有今河北西部、山西北部及河套地区。此后，其他诸国也纷纷仿效，于是“胡服”、“骑射”便成了典型的中国文明，后世之人很少会意识到，如今极为普遍的两条腿管的裤子，竟会是两千多年前的“舶来品”！众所周知，儒、释、道“三教”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向来被人们视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要素。然而，“释”即佛教，是显而易见的外来文明。它从印度传入中国，仅仅是约 2000 前的事情；它在中国社会中确立其地位，更在其后许多年。但是，后世之人却将佛教观念看作为兴家国、济社会的三大法宝之一，例如：“考周孔六书之训，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萌，道德创其首；瞿昙三藏之文，慈悲为其本。事迹乃异，理数不殊，皆尽美尽善，可崇可慕也。……奉孝怀忠可以全家国，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兴慈运悲可以济群品。济群品则恩均六趣，播身名止荣被一门，全家国乃功包九合。故忠孝为训俗之教，道德为持身之术，慈悲盖育物之行。亦犹天有三光，鼎有三足，各称其德，并著其功。遵而奉之，可以致嘉佑也。”（法琳《辩正论》卷1《三教治道篇（上）》）显然，佛教早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中。至于在后世普通大众的心目中，更是几乎从未感觉到“佛（Buddha）”、“菩萨（Bodhisattva）”、“罗汉（Arhat）”为外国神祇；他们与芸芸众生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无论是明清的小说，还是现代的戏剧、影视中，与佛教相关的人物、观念随处可见。尤其是“观（世）音菩萨”，更是妇孺皆知的庇护神；人们坚信，只要遭难者虔诚祈求，她（他）便会救人于危难之中。在近、现代，外国都市中的“唐人街”是中国人的聚居地和商业区；人们穿上“唐装”，便是有意在展示中国的“国粹”，仿佛“唐”即是中国的代表，“唐”的文化亦即中国传统文明的象征。然而，正是在强盛的唐代，中国的文明吸纳了大量外来文化，从而演绎出更为壮观华丽的中华文明。仅就服饰、音乐等而言，就已经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了。例如，《旧唐书·舆服志》记述盛唐时期的服饰情况云：“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䍦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䍦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足见大唐帝国在建国夷始就不断地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并不以统治者之主观愿望为转移地演变着。更有甚者，是社会生活方面的全面“胡化”，如元稹在其《法曲》诗中所言：“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此诗作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后，描述中亚、北亚的游牧人回纥以及定居民粟特等大量涌入中原地区后，原有的“传统文明”发生的巨大变化。迄于现代，中国妇女常常将“旗袍”作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服饰，以与“西服”形成鲜明对照。殊不知，仅在数百年前，旗袍还仍然是关外满人的民族服饰，曾被以“正统中国人”自居的广大中原人视作域外“胡服”！以上诸例表明，中国的“传统文明”其实从来就并非一成不变，从未——也不可能——具备固定的模式。中国的传统文明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创新和吸取域外文明，通过选择、融合发展而成。中国传统文明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即是各种不同文明交流融合的过程：个人之间、氏族之间、部落之间、民族之间，乃至世界上各具特色的大范围文明之间，随时随地在进行着交流、融合。因此，传统文明并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概念，它始终在不断地改变和演进。此外，中华民族中的任何一员，实际上一向都十分乐于接受新鲜的事物，对于域外文明，其实也很少真正地排斥、拒绝，至少普通民众是如此。汉唐期间，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夷教”在中原地区的短期或长期的兴盛，便十分说明问题。要说排斥域外文明，倒是统治阶层往往出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有时人为地禁断某些异域文明的传播，例如某些帝君的大规模“灭佛”或禁断其他宗教的运动。不过，最终的结果仍然是禁而不断，域外文明经过社会实践的考验与选择，依旧以最佳的方式与业已存在的中国“传统文明”融合起来，发展成更为先进的文明。林语堂在其《中国人》一书中，将中国人的性格概括为“老实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至多是大体上符合真相，因为许多事实表明，中国人其实非但并不“因循守旧”，有时候甚至十分偏激地吸收新事物、新文明。或许，这正是孔子一再告诫人们要“中庸”的缘故。因此，现代人在研究中国的“传统文明”时，决不能忽视了如下三点：第一，传统文明始终在形形色色的交流和创新中演变发展；第二，域外文明对于中国的传统文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第三，中国人从来是一个愿意并善于接受异质文明的民族，唯其如此，才形成了今天所见的辉煌的中国传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