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学语文课程教案授课时间第10周第1节课次授课方式(请打√)理论课□讨论课□习题课□其他□课时安排2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纪念傅雷教学目的、要求(分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1.让学生了解作者施蛰存的生平及创作情况2.熟悉傅雷的艺术人生3.让学生掌握文章以“怒”为骨、叙议结合的艺术特色。教学重点及难点:1、让学生感受到傅雷艺德俱隆、刚直不阿的高洁品性。2、对文章艺术特色的把握教学基本内容:方法手段1.作者简介2.傅雷小传3.文章解读讲授作业和思考题:具体分析傅雷的人格内涵和文章的艺术特色课后小结:通过《纪念傅雷》的鉴赏学习,让学生感受傅雷忠于艺术、襟怀坦荡、刚直不阿的崇高品格。一、作者简介2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名施青萍,笔名青萍、安华等。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1930年代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抗日战争爆发後,他曾先後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後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施蛰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後,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施先生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二、傅雷小传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批评家。1908年4月7日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同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族中长者因其出生时哭声震天而取名傅雷,以怒安为字,别号怒庵。20年代初曾在上海天主教创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论激烈,被学校开除。“五卅”运动时,他参加在街头的讲演游行。北伐战争时他又参加大同大学附中学潮,在国民党逮捕的威胁和恐吓之下,被寡母强迫避离乡下。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春访问意大利时,曾在罗马演讲过《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政治迫害,在经历了抄家和批斗的凌辱后,1966年9月傅雷夫妇在卧室自缢身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2008年4月22日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首次公开了傅雷先生的100多件译著手稿和家书。能够看到傅雷用毛笔手书的英文家信长卷。文汇报的报道标题是傅雷百年诞辰,为人刚直不阿,治学一丝不苟,对傅雷先生一生的评价除了上述两点外,还应加上多艺兼通、卓见精深。傅雷一生的重要成就涉足文学、美术、音乐多门艺术领域,并且他在这些领域中所达到的深度是罕见的。在文学方面,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巴尔扎克占15种: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译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罗曼·罗兰4种: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弥盖郎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现通译伏尔泰)4种:《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莫罗阿3种:《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在美术领域,出版《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用他优美细腻的笔触,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最伟大的画家与雕塑家,同时他还是最早对国画3大师黄宾虹的艺术创作进行高度评价的美术批评家,是傅雷发现了黄宾虹这位国画大师。在音乐领域,培养出国际知名钢琴家傅聪,在《傅雷家书》中撰写了大量音乐欣赏文字。三、文章解读《纪念傅雷》一文是傅雷于“文革”期间自杀二十年后,施蜇存对友人的一篇纪念散文。施蜇存以上世纪30年代的心里分析小说实验著名,译有欧洲文学名著多种,特别是东欧文学作品。而小他三岁的傅雷一生译有大量世界文学名著,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文学论文,以及散文集《傅雷家书》。两人在作文为人上有一个共同点是个性鲜明,坚执己见,坚持知识分子立场,以致在动荡年代被边缘化,乃至失去生命。这两个人,一个大磁场面对着另一个大磁场,理应触碰出一些非凡的火花,而这篇纪念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深入浅出,却似明清小品文一般,简洁得只是传神会意,无疑浸透着一些“过来人”的痛楚而平淡的历史记忆。挚爱的友人或亲人逝世二十年,其间世事纷杂,感慨万千,如何下笔是个大问题。施蜇存选择了这样倒叙句:“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一时间优先呈现的话语首先容易让人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开头,傅雷不能与马克思相比,不能精确到几点几刻,但他逝世至少拥有一个明确的年月日,而且这个年月日的主要功能实际是交代他逝世的年代背景,那个“文革”正式发动的一年,那个“五·一六通知”,那个“知识分子受难日”。在此时间段里,那些曾被定位“右派分子”、“黑五类”的众多作家艺术家,面临着更大的身心煎熬和生活动荡,邓拓、老舍、傅雷等人于“文革”之初就不幸被迫害而死,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看来无疑是兔死狐悲、岌岌可危。这句话的设置也比较巧妙,“今年今天”,将前后二十年连接起来,过渡到此刻提笔的犹疑心情,将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组接一起,不觉让人感觉时光倒流、影像交叠、心态老化。紧接着又是一段一石二鸟的话:“我书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两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第一层意思,用传统的话,叫睹物思人,思念是纪念的感情基础,如归有光《项脊轩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亭亭如盖矣”,多么真切感人。第二层意思,交代傅雷的主要文化成就和贡献,他的人生事业所达到的高度,是值得我们“高山仰止”的。归有光的妻子是个传统妇女,能留下一棵树已经是不错了,而傅雷是现代著名翻译家和学者,他留下的就是这些大部头的书,这正是“一介书生”的本色,是其自然生命转化和延续的重要形式。下面一句“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也是别有用心。杨柳是古人惜别亲友的自然表征,黄花则是秋天的花,生命灿烂的花,生命肃穆的花,所谓“一瓣心香祭故人”。马克思走在春天,傅雷走在秋天,正是“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的时节。而默对“二字,正是心灵的沟通,洞察苍苍历史与人生的无言,显示作者对傅雷之死的情感是内敛的,冷静的,惟其如此,才见真知。不是知识的知,而是知己的知。接下来重点记述作者与傅雷的交往史,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的简笔勾勒,由傅雷与滕固吵架、潜心译书教子、傅雷与作者翻译观的差别、“右派”时期的相互隔绝、摘“帽子”后的兴趣差别、“文革”之初的突然自杀等六个情节片段组成,突出刻画了傅雷的“怒”。一是在昆明与滕固吵架,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二是傅雷与作者关于翻译方法和黄宾虹作品的两次争论,直接批评作者这样的朋友,堪称“铮友”;三是“文革”之初不堪凌辱,以死抗争,“士可杀不可辱”。一个“怒”字,就是傅雷的个性追求,是他的文化人格(他自号“怒庵”,有别于其他文学家的“庸庵”、“晦庵”、“知堂”等)也是全篇的“神”,傅雷的文学翻译讲求传神,施蜇存写给他的纪念文章就传他的神,这是心灵的契合,对亡者最大的安慰。古人说“择邻而居”、“择善而从”,可见中国人在交友上是很认真的,个性张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还出现过孔宁割席、嵇康写绝交书的事。傅雷与文学研究会小说家滕固吵翻的原因,4我们不必细究,总之是一个文艺沙龙里,傅雷与人意见不合,就远远躲开。吴三桂“一怒为红颜”,而傅雷也许是认为这个文艺沙龙“乌烟瘴气”,连昆明这座美丽的城市也给污染了,一直从昆明恨到上海,怒气冲天。杨绛在《记傅雷》一文中说,“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傅雷夫妇与钱钟夫妇始终和睦相处,在上海有许多文艺沙龙和长久的夜谈。这至少说明傅雷有幽默、和蔼的一面,而“怒”和严肃只是他在人生关键问题上的处理原则,并不妨碍他与人交往,或与志同道合的人融洽相处。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纪念傅雷》一文中,作为心里分析小说家的施蜇存,始终珍重各自的文化心里状态,将他与傅雷的交往史写成他对傅雷的理解史,接纳史。以耿介著称的嵇康曾表明他的交游之道:“夫人之相知,贵知其天性,因而济之”。作者与傅雷初次见面,傅雷不顾面子与滕固吵翻,这给作者无疑是个警告的信息:“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果然,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产生了“二元文化碰撞”(施蜇存小说中常用的结构方法),“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作者主张翻译只要达意,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哈姆雷特》中同一个例子,是翻译成“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还是翻译“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作者认识到这只是文学翻译观念的问题,并不影响他们的交往,1961年摘了“右派帽子”后,“我又常去看他”。傅雷给施蜇存看一些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施蜇存却有不同意见,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墨猪”,这是书画界对作品批评讽刺的惯用语,自然激起他的“怒”来,反过来批评施蜇存不懂国画的水墨笔法,坚持自己的艺术见解和感觉。可以想象,作者对他的“怒”也是“不以为然”,求同存异,不至于因此绝交。“文革”爆发后,作者自己被人“示众”,还关心傅雷,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对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作者表示理解:“我知道傅雷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写到傅雷自杀后,作者笔锋顺势一转,说:“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傅雷”。这“更深一步的了解”主要在于两点:第一点是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心切。傅雷像《红楼梦》中贾政管教贾宝玉一样管教着两个儿子,为将傅聪塑造成世界著名钢琴家,送他到音乐大师肖邦的故乡、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去留学,还通过家书的形式遥控他的精神。作者认为,“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实际上是委婉的批评,这里不过是从家庭教育的方面印证傅雷为人严肃的特点。如此成功者还有晚清的曾国藩,也是通过家书的形式教导儿子曾纪泽,后来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当然,关于家庭教育观念的问题,鲁迅早在1919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提出“解放子女”的口号,自己身体力行,不要求儿子从文,然而事实情况是复杂的,这里不便深入讨论。作者“